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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池纪事——三月三的心事
来源:阳新宣传网 浏览次数: 时间:2017-08-24 15:58:42
作者:费杰成
 
  从民俗外象观察,一个以祠祀战神加修禊的地域民俗,在富池传递了近千余年,无疑这是中华‘国祀’的遗风。但窥其濡涵生态的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稍作田野考察,不难发现其贮存的以农耕崇拜为发端的诸多原始意绪之纠缠,它可能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民俗课题要特别关注的本根源脉参数,至于这个本根原脉是什么?笔者下面将展开一系列讨论,争取奉给读者一个可信的答案。
                                                  题记
 
  阳新有一首民谣这样描述:“三月三,鬼生蛋,太水打,细水淹。自从鬼蛋变龙蛋,皇粮国粿不用还。”隐晦之谣辞无不透射出:“富池三月三庙会”民俗似乎迫不急待地需要我们去揭示其远古文化的秘码。
   富池三月三庙会民俗,始于何时,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得明白,这是研究中国民间文化渊源时常会碰到的一个难题。其实,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起源作出客观的深入研究后给予认定,因为在它的各种纷杂的民俗运动事象中,有多种仪节已早早刻上了文化的行迹遗痕。我们不妨借用植物学家用计算树木波轮来探测树齡的方法一样,用以指导我们窥探地域人类文明历史,倒是颇为合适的路子。
 
   一、几个理论问题
      
  首先要回答的是:富池三月三庙会民间信仰习俗,不全是祭祀水神的修禊民俗,也不全是甘宁这个战神崇拜,它的最早源头是根植三月三这个玄武诞辰日子的内核昭示,其间隐匿着极为诡谲的远古秘码,这是民间文化的本根性质所决定,对它的认定决不可只观外貌,不辩其内或无视其核。依着这个研究法则,如果让笔者准确地讲:玄武崇拜是其原生态,祭祀水神的修禊活动是其再生态,而纪念战神甘宁的活动是庙会的衍生态。认定这个原则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笔者依据活动期间对其全方位民俗的考察,用事象与细节说话来综合分析后得来的结果。
  “富池三月三庙会”自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以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施策与传承,地方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努力与勤勉深值肯定。但也存在一些急需厘清的保护和理论上的问题,因为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当然,首先牵涉到它的民俗性质之介定及其民俗事象的归类等诸多硬件,弄清这个前提十分重要,因为要介定或归类就要先有立论,才谈得上如何保护、怎样保护以指导实践。否则,会盲人摸象,甚至会造成弄巧成拙,这对正确引导和传承这一地域民俗文化,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下面就几个常识性问题先提出来加以甄别或从新认识,加强意志上的统一,以便为我们研究这笔文化遗产时提供理论的支撑。
   
  1、甘宁祠之‘祠’
   
  “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得较多的一个名称,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讲可归纳到儒家“孝”文化范畴内;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它是一种“家庙”或“祖庙”的别称,或者说是供后人祭祀先祖的场所。历史上的“泰庙”(太庙)“炎皇陵”的祭祀,就是指全民族的祖庙祭祀,富池之甘宁祠正是这一地域民众共有的家庙、祖庙,是富池人把玄武或甘宁者,当着自家人来尊崇的原初理念之举动。这就肯定了三月三庙会是一个祖神待祀的家庙性质民俗,与佛文化毫不相干。但倒是在全过程的民俗表现中,布满了道家文化的诸多内容。
  但在富池及周边地域内,亦多见称庙者为“殿”,阳新潘桥有个三宫殿就是例证;又如城关实验中学原本是一所孔庙、“圣庙”,在兴国州志中有丰富的记录,尤其是志内用数篇长长的祝文与音乐典谱之记录,说得非常具体,明确记录是作为专门用来祭祀圣人孔子所设的庙的性质建筑物。所以,富池现在居住于甘宁祠内之掌坛者决不可以是佛教徒来住持,因为这个民俗全过程没有佛文化的影子,倒是一系列游方、抛采球等民俗事象为其外貌,实际内面裹满了巫觋文化的远古信息,修禊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指祭祀水鬼,这也是道教文化中常态化的法事称谓。而修禊民俗又是色彩浓烈的吴越文化范畴,它不是楚文化的特点,这也是著名学者张正明在其《吴楚文化三题民》中得出的结论:吴楚文化是一种“同源异流”的两种文化。富池三月三庙会的民俗性质,是典型的吴越文化代表,它的流向显然不是楚文化所能概括或者说混为一谈的。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阳新这块地方是中国地理历史学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民俗区,曾有几千年的兵戎史、屯兵开启、战争史,是鄂国的原生地,那段历史是在楚之先,后来因楚的强大,为了获得鄂东南的红铜,用武力灭了鄂,但好在是当时的楚人不是一味的镇压,而是采取亲和政策来统治鄂,从考古发掘结果看,在楚统治于鄂国后,除了对其铜产品感兴趣,但在文化上从未占领过这里,开采红铜的人并未出现楚人,而楚人主要是派一些来监管红铜生产的个案而已,生产者全是扬越人。在出土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也全是扬越人的习惯用具。所以说,富池民间庙会的习俗性质在寻源上大不可凡言必楚,凡论必联楚这个显学名称,如是,真有点傍大款的意味了。对于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一是要自信,二是不跟风,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已的调查研究,写出自己的地域历史。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得认真探讨‘祠’的问题。
  《康熙字典.午集下.示部》记:“从音詞。祭也。”引《詩经.小雅》释:“禴祠烝嘗。”引《公羊傳.桓八年》释“春曰祠。其注曰: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引《周禮.春官》说:“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其註曰: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又神祠。”。引《史記.封禪書》释:“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又廟也。”
  上述记录的“祠”,都是指家庙祭祀先祖的场所,”禴祠烝嘗”之记录是指祀祭时,需备牺牲、五谷及酒水之类的供品,并配有音乐诵诗等,以飨神娱神的诸多仪节。上述史籍还告诉了我们,古人的祠祭多选在春季进行,以致在汉以后逐渐被国家认可并以节日形式确认下来,还规定为三月的第一个已日进行族祭(这个上已日多出现在农历三月初三日这天),说明用季春的第一个已日为祠祭之期,是一种国家层面对世俗节日的规范。但这并不否定此俗在汉代之先就早已存在了,但在汉以后,只是原先没有提高到国家层面上来给予规范而已,无疑,三月三庙会之俗,其源古远。现在的《新华字典》介定:
  “祠是为纪念伟人名士而修建的供舍(相当于纪念堂)。这点与庙有些相似,因此也常常把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处所叫“祠堂”。祠堂最早出现于汉代,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指诞辰和忌日)祭礼不绝。”
  东汉末,社会上兴起建祠抬高家族门第之风,甚至活人也为自己修建“生祠”。由此,祠堂日渐增多。综而言,祠祀甘宁之仪节,大体就是扬越文化的铺程中的一个小亮点,随着讨论的展开,拙著还会揭示更多的佐证。
  鉴于这些关于“祠”的文化权威介定,对于我们研究三月三庙会之“庙”字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笔者发现我们的刊物中,部分发表的文章中竟把“甘宁祠”写成了“甘宁寺”,这就大错特错了,需要彻底更正,否则会以讹传讹、误导此俗的传承方向。《兴国州志》的记载,明确认定甘宁祠是“祠”的说法。清人高宾撰写的《昭勇祠》一文说:
  “炎刘运阻焰销光,老瞒肶腉膽目张。江东讨逆志萧将,天与辅佐搤其吭。桓桓将军守大阳,执符稟令来帝旁。威驱雷霆气飞霜,负旄带令警四方。机投意合鱼水忘,所向披靡全无当。瑜蒙逊肃相颉颃,功成鼎立声隍隍。长驱席卷志未偿,警然骑龙归帝乡。英风凛凛不俱亡,下憐泽士时回翔。遗休余泽满湖湘,保民护国灵贶彰。调雨顺风时泰康。奔走礼向来梯航,皇明有道奖忠良。声钟考皷隆蒸尝,桂以酒兮椒以浆。岁时明德播声香,瑶宫闻寂剑佩藏。鬼物阿护松筠苍,孕钟嘉休储吉祥。翊我皇祚浩无疆,千秋万岁灵风长。①”
  
  说明自清代以前,甘宁祠称“祠”而不是“寺”,其原因是民俗与宗教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东汉以后。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指诞辰和忌日)祭礼不绝。”可见东汉末,社会上兴起建祠抬高家族门第之风,甚至活人也为自己修建‘生祠’之俗盛行。甘宁祠之建,可能在他战亡之后就在富池兴建,只是现在无法考证最早建祠之具体建筑构件概况,所惜,至今我们所能发现甘宁祠祠宣之类的碑帖或铭文,也不足以提供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数量。
  在我们研究地域文化史的实践中,有许多误区与误证,这里所以强调的是,有人把庙、寺、宫、观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明确的称谓属性介定的:一般道教活动场所概称“宫、观、殿”;佛教活动场所统称“寺”“庵”;家族祭祀场所称“庙、祠、堂”;祭祀孔子场所称“圣庙”或“文庙”“泰庙”,而“泰庙”往往享受皇家或国家的祀祭,其中“陵”中之“黄帝陵”等,均为全民族和国家的祭祀场所;(皇家祭祀场多见有“泰庙或太庙”)称谓出现等。所以说,富池之甘宁祠是指的“家庙”性质或为一个地域族群的祭祀场所。
  富池地域三月三当天,其主仪或者说是民俗之核,体现在甘宁祠举行的全民祭祀活动之诸多细节中,之所以在此举行,是因为这一民俗的原生态(玄武崇拜)已隐去其原始文化的表现外貌,现今仅只保存了祀祭时间(三月三)这个外壳并已与甘宁崇拜之祭祀文化高度糅合,很难分彼此。但无论怎样隐晦,应该说同是一种族祭的性质,因为参与之信众来自四面八方,有无数个姓宗子民参与,已构成了民俗层面上的族群性特征。表证这一点的是无分男女、老少、亲疏、众寡,均可同烧一炉香,同奉一桌供,同尊一尊神,同样可请求获取上苍赐予的吉祥幸福!
  史籍记道“楚人鬼,越人禨”。什么意思?指楚人信鬼,而越民更对鬼神敬而重埀询,更显“淫祀”之风,即凡事要卜问上苍,富池地域之民众,历来有出门要问吉,进门卜宅安,寻物要打卦,招魂要叫吓等等表现,无不体现了此域之筮卜之风炽盛,这种遗风就是吴越地区扬越祖先留给富池人的文化。祠祀甘宁不仅表现在其仪式上的辉煌性,更重要的是还可窥探其远古人类文化的遗存的再现事象。例如这里的庙祀中的抽签仪节与抛彩球之态,这实质是远古扬越民族卜筮遗风的活态诠释。抽签问吉是卜筮的一种,而抛彩球同样是卜筮的变化再现,即中彩是对趋吉、获吉的一种精神补尝或是一种预卜,是典型扬越文化的原始遗孓。
   
  2、何谓修禊  
 
  修禊又称“上已节”,此俗产生于人类对水的敬畏,富池人乃至整个阳新人对水的感情十分复杂难语,可谓有爱有忧,因为水之利与水之害交织得扯不断,理还乱。故此域的地方道教的神谱总少不了一个“三官庙”或“三宫殿”之类的法事场所存在。例如在富池周边流行的青微泒法事中,通设三官神,即天官、地官、水官三位神祇。其间,天官管天,谓之天大;地官管地,谓之地阔;水官司水,易长易跌,直接掌控黎民,相对于人众来说,水是人间之头等大事,故在富池至鄂东南大片地域,有史以来的民间,都在安龙、安山之大型习俗传播,旧时还上升为政府行为予以执行。所谓安龙就是安抚水神,媚娱水鬼,修禊之真谛就是安抚水神。再说,自然界中,水可上天为云为气,下地充盈地球,地面可滋养万物,水无形中成了天地之纽带,生命之象征。
  汉始,修禊民俗定于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 三国魏晋以后始固定为三月初三)到水边嬉戏,以祓除不祥,称为修禊。《世说新语·企羡》“ 王右军 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 刘孝标注引晋王羲之 《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宋张耒 《和周廉彦》诗:“修禊洛滨期一醉,天津春浪緑浮堤。” 作家谢冰心著的《寄小读者》二三:“三月三日是古人修禊节,也便是我们绝好的野餐时期。流觞曲水,不但仿古人余韵,而且有趣。”按古人临水修禊不只行于春季三月,亦有行于秋季七月者,然以春禊为常。王羲之的兰亭序所描写出的“曲水流觞”,是修禊民俗衍化成游春性质的记录。富池三月三中的游方会友均具有修禊这样的民俗性质是肯定的。
  上巳节最早是追念伏羲氏。伏羲和其妹女娲抟 上巳节土造人,繁衍后代,豫东一带尊称伏羲为“人祖爷”,在伏羲建都地建起太昊陵古庙,由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为太昊陵庙会,善男信女,南船北马,都云集陵区,朝拜人祖。农历三月三,还是传说中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有一首北京竹枝词是这样描述蟠桃宫庙会盛况的:“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扬。”传说西王母原是中国西部一个原始部落的保护神。她有两个法宝:一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二是吃了能延年益寿的仙桃——蟠桃。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就是偷吃了丈夫后羿弄来的西王母仙丹后飞上月宫的。此后,在一些志怪小说中,又把西王母说成是福寿之神。
  汉代的三月第一个巳日定为“上巳”,“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病),为大絜”(《后汉书·礼仪志上》)。后又增加了临水宴宾、踏青的内容。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后代沿袭,遂成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
 
  3、西陵地望
    
  关于西陵在兴国州的史籍中,鲜有着墨,究其原因,主要是历史政区区辖管权限不明,虽然当时的西陵是州治版图管辖之地,但它是一个独立行政治所,与州治行正级别持平便可超越管辖,后来我在撰写《西塞神舟民俗研究》一书时有了新的发现,并有专节研究文章。即从《西塞山志》中找出了它的原尾。二是这个名字作为当时军管的一个临时机构或者说是军管机构,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在62年,即从梁武大通元年(公元527至陏开皇九年即589年)。随着战事的消减,这个治所自然消亡,以致在后来的《兴国州志》中没有给予关注或录记的必要了。我们阳新甚至黄石地域的诸多史家如今还都不太清楚这段历史渊源,也因此书不涉猎西陵前后之背景的探讨,这里不得不提到西陵对富池三月三之重要性,是我们在2014年被省非遗中心推出的专著和《富池三月三庙会》一书中,有多篇文章提出了西陵这个概念,且错讹甚多,仅借此给予说明,其它,这里无必要赘述。
 
  这里可以肯定地说:甘宁任“西陵太守”之“西陵”,可以肯定说不是楚国之属地的宜昌地域的西陵,或西陵峡等,那首千年古韵名句“窗含西陵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里的西陵,明确指的是宜昌之西陵峡,甘宁为西陵太守之谓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兵屯之所的临时军治机构,其战事地点在兴国州之东的富池口,中心战场在半壁山至西塞山诸如富池之“拔箭港”;再说三国时的战事与宜昌之西陵,相隔千多公里,没有多少联系,只要稍作思考就不会被误导。西陵一词不因这个军管机构在史上只存在六十多年消失而消失,还多见有人仍称阳新富池地区为西陵,故给今人造成不少的记忆混乱。也可见这个名称,在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刻的,其中的《湖北省建置沿革》中曰:“省西陵、鄂并入武昌”,这里的“西陵”亦指道士洑的西塞之治所无疑; 从梁武帝大通元年后(公元527)黄石城为西陵县治,到隋开皇九年(589年)西陵并入武昌县,改为士洑镇,西陵县治在黄石城(即士洑镇)有62年的方治历史;唐天祐二年(905年)吴武昌节度使秦裴置采矿冶炼机构青山场院,大兴炉冶,宋乾德五年(967),升青山场院为县,并析武昌三乡与之合并,取“大兴炉冶”之意,定名为大冶县,其治亦划入大冶县治管辖。不过,这里随着大的政区布设,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西塞山地区均随兴国州的三次进出吴楚间而多次随之变更方治籍贯,同时兴国州地域包括西塞山在内,历史上定为吴楚界处的屯兵之所,士洑镇因之又有“楚雄镇”、“吴头楚尾”等地理标帜之谓。其中,西塞于公元前525年暴发的“吴楚水之战”,其战事惨烈,死者无算,不仅规模大,而且战争十分残酷,是为佐证。”(摘自费杰成、祝红梅著《西塞山神舟民俗文化研究》200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m】武汉版)
 
  上述明显是后人在西陵治所取消之近三百年后,仍把道士洑当成西陵来相称。那么西陵的称谓有何意义?回答是地理形势之描摹的特称。比如三峡第一个峡口的所指,以宜昌为起点计算,其西陵是指宜昌之西,确指三峡由东西去之地域。吴军驻扎富池口;其次是三国战事的重要交战地标帜,这里除了地势险要外,还要从中国当时的富池处吴楚交汇之节点,对于吴来说,它的攻略是由长江西向,从东边逆水进攻西边的地标,对于吴来说,富池处地理上的西面,而西陵就是吴军专设的临时军管机构,其级别相当于兴国州的地位,这时又因这里全是战区与屯兵区,所以朝庭又把兴国州收作兴国军,以示军管。(时西陵管下雉、阳辛两县)后来历史上清朝的太平军在反清攻打武昌城时,指是“兴国军”的功劳之说,概源于此理,史记其时有一支悍勇之队伍兵源来自兴国阳新籍,后遭到曾国藩的残酷镇压,告密者说这群士兵是兴国军。其实此时行政区划之军称已恢复了兴国州的名字,但前人依然还是用兴国军来相称,理同前述。 
  从地理方位讲,西陵地处东吴之西,还处鄂之首个天险江阻,半壁山和西塞山,旧时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的人们还称富池之半壁山为东半壁,而把道士洑镇的西塞山称为西半壁,意均指为一个要塞,有易守难攻之特点。
  故可以这样认定:甘宁任太守之西陵,是以吴之头的方位所作的定位为依据所产生,对于吴,富池地区是吴的西面,而对于楚来说又是楚之东。
 
  4 、行傩之俗
  要知道什么是傩文化,首先得了解什么叫“傩”。
  “傩”之谓,最初并非汉族用语,而是侗台语系之用语。傩,音挪(nuo),在侗台语族中,这一个音符只要变化声调,就可以代表许多事物。侗台语族称稻、田、鸟、人、民族等为“傩”,故“傩”有祭祀稻神、田神、水神、鸟神、祖神等多种含义。中国字是象形文字,由象形、会意、记音三要素组合而成。它的意义往往包含在它的象形之中。傩字的繁体字由“亻”、“堇”、“隹”三字合成,“亻”字表示它与人事有关,“堇”像面具,“隹”本指阳雀,即太阳鸟、吉祥鸟。因此,“傩”就是崇拜神雀的农耕民族所举行的“神祭”。“傩文化”就是因祭祀神雀而产生出的一系列“阳雀文化”。雀、鸾是一音之转,因此,这种被富池人崇拜的神雀,却在鸡笼山毗邻处被《兴国州志》明确记有“中阳山”与”阳鸟山”.这决非巧合,而是傩俗在物候上的客观反映。鸾鸟,在中国古籍上有雀、雒、鸾、丹雀、彩鸾、鸾凤、丹凤、凤凰等种种称谓。庙会行傩中的抛彩球就是这种太阳崇拜的影子折射。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傩文化”就是“鸾文化”的原因。
  傩议文化定义:行傩、戏傩活动在幕阜区域可追溯到扬越垦鄂的青铜文化开伐之前。有三千年的传承历史,积淀丰厚、原始形态古朴、文化遗存众多、文化体系完整等特点;阳新一带从事行傩地方以富水为中轴,从龙港之行傩风行起,沿着富河两岸的幅射形的扩张流传,直至富池进入江西与江淮间,以安徽之池洲为最,这一带的傩事活动分布与这里的行走的是地理青铜矿脉、稻作耕播路脉密切相关,其中富池三月三庙会中的“行傩”民俗遗存一直以活态延续至今,据说,此俗已能知道的传播时间已有四百多年。尽管富池三月三中的行傩是附着在祠祀、游艺、行方等之中,但它从生态上主宰着这一民俗的基本性质与价值取向。 
  傩文化分布: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处于北纬30度左右。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中国农业文明的核心文化是稻作文化。水稻是一种喜暖畏寒、宜水忌旱的农作物。因此,只有在北纬30度左右,具有平原和沼泽地貌的地区最适合水稻的生长。中国南方的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大面积水域和它的水源地都有可能是水稻文化的发祥地。由于“傩文化”是农耕时代的意识形态,它只能依附农耕文化才能生存。因此,它也应发祥于上述地区。
  考古发现,中国水稻文化的发祥地,应以中国第一大湖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为首选。洞庭湖地区正处于北纬30度的锦绣江南,延绵八百里的水域处处都有广大的沼泽地,是生长野生稻的理想环境,有发展农耕的最佳条件。水稻文化的发祥地应该是具有万古粮仓实力的湖湘地区。作为水稻文化的意识形态,傩文化当然也应产生在这一地区。洞庭湖地区不但出现了9000年以前的彭头山遗址,而且还有大批时代相近的文化遗址,犹如众星拱月似的环绕着彭头山遗址,连绵千余里,持续数千年。不像其他地区,有的虽然有古老的历史,但后继乏力,没有历史相近的遗址来传承它的文化,有的地方虽然遗址密布、文化发达,但历史却没有洞庭湖地区悠久。更具体一点,中国最早的农耕定居点及傩文化艺术的发祥地,竟都集中在过去被人称为蛮荒之地的湖南西部的古黔中地。
  民间傩傩文化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中国的傩,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各有特点。以服务对象、演出对象和演出场所划分,分为民间傩、宫廷傩、军傩和寺院傩四种。土家、壮、侗、仡佬、苗等民族的傩戏属民间傩;地戏、关索戏属军傩;藏族聚居区大寺院的跳鬼,包括北京雍和宫的正月跳鬼属寺院傩。据有关专家调查表明,贵州是我国傩戏最多,品种较齐全的省份,因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兴趣,美国、日本、法国、西德等10多个国家的专家多次专程前往考察。     
  据《山海经》记载,夏朝帝泄十二年,在华北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商族首领亥,赶着牛群去有易国(地当今河北易水流域),有淫秽不轨之事,被有易国王绵臣杀死。亥的儿子微,“假师千河伯,以伐有易”。最后消灭了有易国,杀了绵臣。
  微,又叫上甲微或上甲。也说微是名,上甲是字。他与夏帝泄是同一时代人,约在公元前19世纪初叶。从商族始祖契到汤建立商朝前共14代,微是第8代,处在当中。他是商族历史上一位重要的领袖,消灭了有易国,替父报了仇,为商争了光。为祭祀亡父又创建了“五祀”之礼。(禓,shang ),一是鬼名,指非正常死亡之鬼,称为“强死鬼”;二是礼名,禓礼;三是行祭,动词。五祀,有五种祭祀对象:门、窗、井、灶、中霤(屋檐或堂屋)。禓五祀,《说文解字》示部说:“禓,道上祭”,要将亥的尸体从有易国运回,当然也有一个“道上祭”的过程。而微创建的是“禓五祀”,还不是一般的“道上祭”。在当时,禓五祀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仪典,因为鬼死得冤,特别不安分,所以禓礼要将门、窗、井、灶、屋檐(堂屋)都搜索驱赶一遍,以免有强死鬼被遗漏。可见,禓礼比傩礼更细、更费力气。后代则把禓和五祀,分成两类仪典。
  创禓五祀本来祭祀亡父,但其深层意图或许是为增强国力,以征服邻国,并夺取夏王政权。这是商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商族不断壮大。甲,是天干之始,殷人将天干应用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宗族谱系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使商族在科学、文化方面逐渐发达,乃至超过夏王朝的实力,这应当都是在上甲微手上加速发展起来的。?商禓,就是商傩。饶宗颐说:“按昜即禓,与傩字同”。商族本是东夷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与当地原住民多有交流,显然在礼俗方面也受过不少影响。
  东汉学者郑玄注《礼记·郊特牲·乡人禓》说:“禓,或为献,或为傩。”这样说来,实际上它是一礼三用。你看:第一,傩,驱赶一般的鬼疫,是定期的。第二,禓,不定期。因系驱赶强死鬼——非正常死亡之鬼,所以要比傩礼更激烈,更复杂,需要将门、窗、井、灶和屋檐(或堂屋)等处都要搜索驱赶干净。第三,献,上甲微祭祀亡父亥,必有献。
   傩礼。中国古代的礼,是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关系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礼从风俗中提炼而来。礼就是法,违礼就是违法。礼又是一种宗教,古代的礼也是由国家组织和管理的宗教活动。所以,中国宗教史常称其为“国家宗法制宗教”。
  中国古代的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称为五礼。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也是五礼的历史。汉族统治者用这个系统,掌管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用这个系统。甚至民国时期也将当时的礼仪制度都纳入五礼分类中。
    古代的傩礼,有两大任务:一、定期驱傩;二、为死去的帝王将相送葬。它至少与军礼和凶礼有关。所以,要了解和研究傩文化,也需要多少知道一点五礼的常识。简单的说:一吉礼,是对天神地祗和宗庙(祖先)的祭祀之礼。封禅就是历代最大的吉礼。二凶礼,是指伤亡灾变之礼,包括水旱、饥馑、兵败、寇乱等礼,以丧礼最为重要。三军礼,主要是指军武之礼,有亲征、遣将、受降、凯旋、大射等礼。傩礼,多数朝代都归于军礼。四宾礼,是指君臣、父子等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中央与地方、中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仪典。五嘉礼,则是指登基、册封、婚冠、宴乐、颁诏等“喜庆”之礼。
  傩礼,在五礼中是军礼的一个项目,它本身就是一种带军事性质的行动,诚如唐代贾公颜疏所说,傩礼“亦是武事”。周代傩礼的主角方相氏,由掌管军政军赋的大臣夏官大司马领导。方相氏本人没有爵位,不在士大夫阶级之列,却是掌管驱鬼逐疫的下层专职军官。方相氏被称为“狂夫”,就是因为他们是个子高、力气大、本领强的军中能人。由此可见,周代傩礼的礼意是“军人战胜鬼疫”。
  周代宫廷傩礼。宫廷特设的专职驱疫赶鬼的军官方相氏,是宫廷傩礼的主角。他头上顶着熊皮,再从肩部披下。熊皮的头部装着四只金黄的眼睛,穿着褐色的上衣和红色的裙子,左右手分别挥舞着盾和戈,率120名“罪隶”,狂呼狂叫地在宫中一个一个房间地搜索鬼疫,把它们驱赶出宫去。《周礼·夏官》是这样写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索室驱疫”。这就是西周宫廷傩礼的基本式样,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粗犷。
   “黄金四目”是什么意思,现在还有很多争论。清代孙诒让认为:方相氏的面具,不是装在熊皮的头部,而是将黄金铸成的四只眼睛用索串连起来,然后两端挂在耳朵上,四只金眼布置在鼻子的两边。这种说法有合理的成分,现今江西乐安的“鸡嘴”和“猪嘴”面具,就类似此法。
  行傩仪节占据有富池三月三的民俗的核心而重要部分,有大量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珍视与关注,只是人们把它的内在面貌和文化认定被绚烂的仪程给误导了,整个活动,无数事象中最为活态的莫过它的行傩,这个过程不仅极其铺张宏富而且神秘奇谲,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巫文化之包裹,还有其通衢江河之利让富池地域生成的水文化,决定了它的内涵与走向,决定了它的民俗价值与积淀,这就是‘民俗跟着人类走,水从人众顺势流’的客观规律,因此,造成这里的文化的杂糅诡谲是它的常态,如果不是这样,那可真是非常态了。这是我们研究人类文化的基本思考与锁钥。因其俗事纷呈,这里不准备展开论论,留后面一个独立篇章详细考察。
 
  5、“富池”初解
   
  富池不仅是一个‘地域’的符号,更多的是一种母乳‘文化’的符号,它从母亲河富河的襁褓中生发而来,似乎现在还没有挣断脐带,可看着是兴国州乃至鄂东南一个大写的惊叹号之水珠一点。正中了“点水成金”之吉!可不是么,富池何止是水富呢,更多的是这里的物阜民安,产金之土哟!可见,富池是真值得一考的。
  地名是爱国、爱家的起点,是一个人的“情结之扣”,因此,我们谈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首先就是要把中国的家园建好。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灵魂安顿之所。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名对于一个地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现在乱改地名之风时有发生,有一个地方曾强行推行长官意志把一个几千年古都名字改掉了,不久,原来的一些知名企业跟着这座城市名称的消失而纷纷倒闭,原因是外商只知老名,不知新名,货单全部丢失,报应啊。任意改写地名,首先是把它的文化全部改没了,接着它的灵魂也就改没了,没了灵魂,是一个尤物怪胎,试想这座城市还能生存么?所以笔者认为好好爱护富池这个称号,它本身藏着无价二字。下面不妨讲讲它的文化价值。 
  谈富池二字,当然首先是地理方位上的,但要讲地理意义的时候,还是要重点讲它的文化价值,强调文化是灵魂这个点。
  何为富?我用八个字来浅释富池之富,即“富藏于民,池纳万物”。先说富:大体不外乎富者,裕也,余也,众也,厚也,积也等等之意。
  《说文》云:“富,备也。一曰厚也。”《周易.家人》说:“富家大吉。”其疏曰:“禄位昌盛也。”《书·洪范.疏》:“家丰财货也。”《周礼·太宰》:以富得民。 《礼记·祭义》:殷人贵富而尚齿。 曹丕《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 又如:富甲(首屈一指的富户);富岁(富裕的年岁。即丰年);富殖(财货丰裕);富室(富有人家);富贵浮云(视富贵如过眼烟云,不屑一顾);富力(财力);富赡(资财丰足;渊博高超);富贾(富有的坐商;泛指富商)古称富贵寿考为福。《礼记·郊特牲》:“富也者,福也。”
  联系到富池,其文化价值则比上述的诠释,在实际上还要多得多,不仅有物可比,也有民俗事象具体映证。
  首先知道,富池人的先祖扬越人在中国人类史上,是富可敌众的智慧之神,而富池处扬越族群之核心区,又是一块史不多见的扬越文化积聚区、金积区,在其不到十公里的周边,有“阳明山,中阳山、阳鸟山”之地理记录,这里我要说的是这此地名可是了不得的族源碑刻,至少可以认定它是目前笔者所掌握的地名中,最具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的遗存活化石之物证,并被《山海经.中次十二经》明确记录:“阳帝之山,多美铜”。此记可直译为:“阳新富池地区的阳山,盛产美丽的金铜,多且美”。阳山离富池才不到五公里,这是对阳山之土盛产金铜的确指。铜在古人那儿把黄色的金属称之铜,实质是指金或金铜,也可以说是确指港下古矿冶及后来发现的鸡笼山矿脉无疑(据说,一个时期以来,鸡笼山年产金占全省80%的产量。)可知,无论远古或现今,黄金是财富的代名词。富池可谓不说不富吧!这可是夏代就被地理学家记入史籍的铁证啊。
  二、扬越人视枫如神,历被当作财富的物象圣碑看待。丰山之丰疑系今人之误,其原名应该叫“枫山”,非丰之丰而是枫树之枫,它与枫林、袁广村落的枫树古林等,可视为是一个丛林群落的文化植被吉祥物,也是风水标志物,有护佑人丁、抵御灾秽之功用,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物态标帜,富池人不应该不知道它的来历。所以我多次表述,阳新林业在树种选择上是要有文化传承的,阳新的县树不是其它,而是“枫树”,无论其生态意义或文化意义,都不可不选择枫树作为阳新富池人的地域性标志物。只有它,才能代表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可以肯定地讲,枫树是我们阳新人丁乃至村族旺盛的象征。正如域中有“富看水旺,福看枫扬”之谈。我们这个地方,历史上没有枫树当
村禁,有不可思议的破败之嫌。故有“枫叶红于二月花”之名言,早就道出了枫树在我国民族生态中的地位。
  三、在中国远古的人类神话史中,传说枫树是蚩尤的灵魂变化而来,原来蚩尤于涿鹿之战被黄帝击败,黄帝用枫树作枷锁其双脚,后蚩尤死而化为枫。又传蚩尤后来到了南方,成为南方百越氏族中的一个族团首领,枫树被奉为扬越人的守护神,富池及阳新古时的绝多数村落,基本栽枫为禁,世代相袭。这里的行傩习俗中之黑脸者,包括西塞山神舟民俗中的黑爷神等多是蚩尤的化身所致。现今,这种行傩之俗自通山沿富河下来至东春到富池口,均重神偶游方于野,而且抬傩神之轿杠,要选枫木作具。其间深藏富池或兴国州人对先祖的无比尊崇,只是这种隐藏着的文化不被常人关注罢了。在这点崇枫之俗事象上,可与此佐证的是这里的划旱船船梁、渔船的朕板等之用材均选枫木,说是借枫圧邪。实质是借助蚩尤神的威力驱灾除秽。而在富池的三月三庙会中,则多含祭祀水神在内的特定意义。可能现在富池三月三轿木选用材质上的崇枫观念已经丢失,但知道了这个来缘,终有一天会把丢失的文化找回来。
  总之,这个富字体现在阳新地域乃至幅射到鄂东,富池当然成为这一历史事件中的大写的文化符号,三月三庙会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具体担当,希望它不是一个包袱或累赘。
  关于富池之‘池’,史籍上有这样的解释:一是指水塘,多指人工挖的:二是指池子、水池。如“池鱼之殃”用典等;还有城池之池等。但富池之池更多的是文化学上的代指。联系到富池,一是指此域的水多,湖堰多,池池相联多,既有人工的,但更多的是自然形成的池的性质。二是有一个特点:封闭的、四周有堤防,独立于湖泊,屯水不流,似塘与塘相当,似湖要比湖小,也有称潭的,用分洪与蓄洪的办法聚水以利。在富河一带,也有称池为潭,或潭为池的互称现象,但称潭者有多姓宗管理,有护潭、开潭、禁潭之俗,即指护潭管渔,开潭取渔,禁潭另要敬潭神、求福等,故池、潭都有潭神和池神的民俗传承现象存在,不过,这多为护鱼而生出的民俗运动链条延伸。但富池之池,开放而兼有湖与塘、江、河等的意味概括,它的文化外沿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它的主核是“纳”之深意.故可言富池是“池纳山水万物,富泽民本苍生”的风水宝地。
  富池二字之“厚积”更为兴国州地域之翘楚,单就考古文化之厚积可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如港下村古矿冶考古发掘报告,其结论长达两万余言,历史之悠久、矿体之庞大、开采之先进、族源之认定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珍宝;半壁古战场的数千年中的大战役,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战斗史、血泪史、英雄史,它是我们后代永远不能忘记历史的励志财富;新建中学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击乐器编磐一枚,这是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的乐器史,打开了一扇文明之窗,说明富池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的居住。这一切等等,不能不说富池是一个富甲吴越之土的宝域。 
 
  5、 地理环境
    什么样的地理与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并决定它的文化性质。富池的具体地理位置按成书于夏代纂写的《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二经》记录,早就给予了明确的定位,其中记曰: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阳帝之山,多美铜,其木多橿杻檿楮,其兽多羚麝。” 
 这段记述,我们可稍作浅释。按:“东南一百二十里”句的方位观视起点,以洞庭作支点,其向东扫扫视地理,其一百二十里数不是实数,而是古人常用的一个虚拟数书写法。夏代方位之五方不是从东方开始起算,而是先由南、西、北、东、中的顺序排列记事(相传此方向观受蚂蚁挖洞始于南之启发),中次十二经的地理位置主要指幕阜山地域,所以从洞庭向东扫描起算应为;“阳帝之山,多美铜”句,与《兴国州志》中记录十分吻合不讹。《兴国州志.山川志》明确记载:“中阳山,治东南五十里”。又“阳鸟山,一名杨柳山。”又“鸡笼山,东五十里相传伍子胥屯兵处(疑五十里为五里之误)①”此说有学者认为这个阳山是指龙角山,非。一是中阳山之名,书中已明确此山是指的“阳帝之山,而且多美铜。”根据州志方位所定的位置,正好是我们富池鸡笼山紧邻之南塍至杨山村(枫林镇管辖)一线之山脉称之“阳山”,其中从南塍起被州志称之“阳鸟山”,接着在下羊之谱有一座“中阳山”,再平行向东是“扬山”,这个扬山是扬山村,它的古名应该是写作“阳山村”,那么这里的一座山叫“阳山”。可见,这是一系列的与山海经吻合不讹的地理史迹,而扬山村之“扬”是扬人追溯扬越人之族徽记忆之物符无疑。这一切记录与地名,不仅是奉太阳为帝,更有把太阳奉为神的观念。这也正是阳新之“阳”的本初的来历,我们阳新人的先祖扬越人奉炎帝为火神,太阳崇拜是火神的观念折射,太阳是最大最高的火神,这是扬越人他们世界观里的 文化核心。鸡笼山产美铜(古人称金子为美铜)佐证其史的是富池镇港下村古矿冶的考古发现才得以确认的,考古学界认定:此矿至少在32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就已被开采,开采此矿的全是扬越人,可谓中外闻名,无待多论就可明白。关于阳山盛产树木品种“木多橿杻檿楮,其兽多羚麝。”更是无比吻合。富池地区的鸡笼山,丰(枫)山、坡山之东西方向的多座山上仍以上述树种为主,而在富池周边的戎湖、猪婆湖及网湖多个沼泽岸边或山场内,遍地生长有羚獐麂麝类野生动物。如港下村古矿冶出土扬越人使用的四件生产工具实物,现存县博物馆,是重要藏品。其中的(木铲)、生活用具(陶罐),供井下盛水用,也可当着酒器。还有一件砍削铁质刀具,用作井巷垅衬砍削木料用具。第四件是铜类工具出土的“铜鑺(que)”。 是古代戟类或戈类的兵器。
  富池地域自古为扬越之土,毋庸置疑,扬越文化对此域的影响是带根本性的文化基因的渗融,这就决定了富池三月三的文化选择,既是有主源的,但也是有多源杂糅的,正因此才是所谓的人类历史,这是人类学的一条基本运动法则。所以笔者认定富池的三月三的主源是玄武崇拜,是借玄武的神性管好水神的利害,故在汉以后产生了上已之节的修禊活动(祭祀水鬼)制度化、国家化。至于富池三月三庙会的接着披上庙会外衣,其根本俗象是在此建筑一个所谓的‘祠’来纪念战神甘宁,这个‘祠’的出现,是富池人把甘宁作为家神来供奉的一个场所,私毫没有佛文化的意义(是祠不是寺),所以明显可以断言,甘宁崇拜是富池三月三庙会民俗中的再生态文化,它至少比玄武崇拜要晚数千年以上,玄武崇拜在富池,在阳新,都是夏文化的遗绪或遗存。所以顺着这个文化之河,自然再生出英雄崇拜的民俗诸象,也是一种应运之果。这里可依着这个思路对其民俗性质进行全面的比较与论证。
  一是富池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谈到富池,其处江、湖、河、沼之关隘、冲要、衢道,不仅天险、地险、路也险,加上自古以来,这里处五水四山一分田之境,‘水’在富池人的生命中,是天大的事。虽有水之利,更有水之患。所以,人们在对水的敬畏的同时产生极大的恐惧,久而成俗。他们的举动先是请玄武司水之神到来,接着是借司水之神的神力,举办制度化的修禊活动。与此对修禊场所建立‘祠’祭,把战神又请进‘家庙’。这个习俗,让富池人不得不与水神交感,同位取暧,互为支撑,以释放不可驱除的精神圧仰。那么,富池人苦苦寻觅,终于将水之神、司命之神、北方之神的玄武大帝请来,就在其建醮之日,选在富池大岭山下一个避静处,为其搭建了一个美妙的园林,名为卷雪楼。
  二、富池地区或鄂东南地区是中国历史上内陆地区少见的古战场。兴国州自西汉以后,曾三次进出吴楚间,即三次划入豫章的江西道正区管辖,因为这里是战事交着地或是兵骑驿道之冲要所导致的正区割裂现象。这个现象就象洪水来临时为保下游安全,划分分洪区,荆江分洪区如是。富池地区是一个战区中心点,凡战事,国家就把这里划成行政分流区,这就是流民史、战争史的见证。
  此域自古为古战场、屯兵区、戌卫区。打仗很平常,屯兵要打仗,打仗要死人,人死化为鬼,最终给这里的百姓带来生途苦艰,生死难卜,其精神压力导致把平安寄托给虚拟的鬼神来救赎,故祭奠亡去的将士,挽悼远去的魂灵,是一件人道常理。 这就是应运了“因地生杀戮,奇俗择时流”之民谚,故可以说,地域直接导致了富池三月三民俗的形成。 
  三是地理位置轭路制途,山重水复,险中藏险,冲要叠加。数千年来为兵家必争之土,民生必经之途。
  那么,富池人苦苦寻觅,终于将水之神、司命之神、北方之神的玄武大帝请到了家门,后来又为安顿水神,附生出修禊诸事。以安挽水鬼,追逐吉祥,并把这一民俗搞得复杂而神秘起来。其中在其建醮之日,选在富池大岭山下一个避静处,为其搭建了一个美妙的园林,名为“甘宁祠”,这只是它的一个表达平台,但不足以传达三月三庙会的精神全部,所谓“俗随时流,民因风祀”这大概也是三月三庙会祠祀之俗的情趣所在吧。
           
   6、余论  
         
  三月三这一文化现象,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可以用“千姿百态”来形容。然在富池,大异于它域而独立不群,具有鲜明的民俗个性。
  传说之一:境内《三月三鬼生蛋》的民间故事,把鬼生蛋的地点定在了富池口的江边,1258年混元祖师雷时中率二徒经富池口,检到了两枚龙鳞蛋,能发出兰色的光芒,带在身上寻找到了混元坛址立足处的颜子山。后得知此蛋为盘古发配到兴国地域,先变成鱼,继变成蛇至龙,再由龙生出龙鳞蛋。依此,再说说玄武这尊神。
  其一:“玄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八十二次变化之身,托生于古大罗境上无欲天宫,是净乐国王善胜皇后之子。据说皇后梦中吞日,后而怀孕,经一十四月及四百余天的孕育,降诞于王宫。后长成人,十五岁时辞别父母,入武当山修道,历四十二年功成果满,白日升天。”
  其二:“在武当山武当山现在有一名胜叫磨针井,就是传说中真武大帝修道成仙的地方.相传玄武是净乐国太子,十五岁入武当山修道。在深山老林中修了几十年大道未成,心灰意冷,决意弃道还俗,走到这里,遇到女神紫气元君化做老太婆用铁杵磨针点化他。使他悟出“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的道理,遂又返回深山修炼。”
  史述玄武崇拜诸理,其神性特征有:  
  一为北方之神。《楚辞·远游》注云:“玄武,北方神名。”汉代人认为北方之神不只一位,而有三位,《淮南子·天文训》称其为颛顼、辰星、玄武。因较为复杂,民众不易把握,故仍以玄武为北方之神。
  二为水神。根据阴阳五行来说,北方属水,故北方之神即为水神.《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北方七神之宿,实始于斗,镇北方,主风雨。”因雨水为万物生存所必需,故玄武的水神属性,深受人们的信奉。 
  三为阴阳交感演化万物的龟蛇同体物。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曰:“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子,君子好逑,雄不独处,雌不孤居,玄武龟蛇,纠盘相扶,以明牝牡,毕竟相胥。”就是利用龟蛇纠盘的例子来说明阴阳必须相合的观点。其四,为司命之神。龟因其寿命长而成为长寿和不死的象征. 玄武七宿之形如龟蛇,故注称,”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
  唐宋以后,玄武开始被请入道教坛堂之上,做起了道教始祖之神。玄武的上述特性,不但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信仰,而且还为唐宋以后玄武演变成道教大神奠定了基础。
  到了宋代,宋真宗七年(1014年),皇帝加封玄武大帝为翌圣保德真君,后为避圣祖赵玄朗之讳,改玄武为真武。宋真宗、宋徽宗、南宋钦宗等屡有加封。元代大德七年(1303年)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明成祖崇奉真武,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衙门中,都建有真武庙,供奉真武大帝像。玄武改为真武后,玄武的名称很少有人提及了。北宋时期,真武的形象仍是龟蛇。到了南宋,真武人格化的传说开始日益繁盛。宋太祖时,已有真武、天蓬等为天上大将之说。
  值得指出的是,正是这个历史节点上,富池地域出现了一个中国南方声名显赫的混元道教流泒,代表人物是雷时中。此泒追求以“含于一以为混,合于万近乎元”为其哲学真言,从此与富池的三月三庙会习俗结下剪不断、理还乱的世俗之缘。
  就中国当时的大历史背景看,有史料证实,大体在南宋末年(1278年后),混元道泒雷时中之门徒李宗阐等,经游方布道,将混元泒的哲学理论与宗衍传入青城山、武当山等地。明代是真武大帝声势显赫、民间信仰最为普遍的时期。明朝初期,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王位。传说在燕王的整个行动中,真武大帝都曾显灵相助,因此朱棣登基后,即下诏特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并大规模地修建武当山的宫观庙堂,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使武当山成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地,并在天柱峰顶修建“金殿”,奉祀真武大帝神像。
  其实,武当山道教的兴盛是与颜子山混元道泒显赫之后的时间,足足晚了一百多年。南宋末年,据《道藏》记录“那时雷时中在中国南方有直系第子三千,信众数万”不可谓不盛。这种地域文化的幅射与渗染,使得富池三月三庙会更富于多神同祀、多俗共存的杂糅迷离状态。也正偶合了“混元”未开阴阳之状的哲学描述。
   到了元代,混元道观焚毁严重,道人流散四处,逼着他们伙居民间,以致与这里的龙虎道、青微道等流泒合流,于不幸中又造成了混元文化的整合发展,其中的玄武崇拜与三月三民俗进一步被融合传承,更加影响着这一民俗的生态生长。
  富池三月三,它的民俗生态无疑是一幅农耕文化的美好画卷,不过,其表现状态并不专一,而极具多俗多态争炽,或人或神杂糅,或表或里互显交替,或来或去消显自由。正是这种情境下,玄武神的出现,显其农耕文化的意味为之一变,也验证了农耕文化为众类文化之母这个主题。摆在富池人的面前莫过于水被他们无比关切之度。玄武正是这个司水之神、司命之神。 
  综述之,富池三月三的市井气并非其俗流之态,而是民间用世俗性给予附着的方法之再造物,有道是“佛道互补创造中华精神”,其间出现的庙之文化,符合民间文化运动时的常态,何况民间常常将其民俗原貌收藏匿现象是种普遍现象,只是让后人的视觉行程艰涩难辩于路而已,其实庙会在整个俗事内所设之甘宁庙,但并未误导民俗性质的改变,这就是农耕文化仍是富池三月三庙会的内核,我们有诸多这里的俗象与仪节加以佐证。
  可以说,鄂文化的民间崇拜玄武神,是彰显鄂文化的核心因素 ,它遍布整个鄂东南乃至鄂东、赣北的广大地区,影响和滋养着这里的几千年的世俗文明,从客观上讲,是鄂文化色彩区突特的地理标志,它与楚文化从来就是一种平行并炽、互融互补的、同源异流的文化现象。
 
说明:
   1 此文是作者费杰成先生撰著的《富池纪事》一书的第一章之节录,这里之发表,意在寻机进发,以配合明星镇之建设而鼓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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