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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成中英
来源:阳新网 浏览次数: 时间:2011-03-24 08:30:33

   
  《山海经·中次十二经》曾记:“阳帝山下产美铜”,殊不知,“阳帝山下也产大文豪”。阳帝山其地望亦何指?据地理学家考证为“阳新境内大幕山脉之土”。不知是历史的偶合还是上苍的恩赐,使得此域人杰地灵,在直径不到50公里的地域内,自晋代以降便涌现出了“孟嘉、王质、吴国伦、徐霞村、成中英”等多名中国文坛大家。现代名儒成中英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一位。
            
             一、名门出身,学数有成
  成中英,1935年11 月8 日(农历9 月29 日)诞生於南京,祖籍湖北省阳新县龙港镇高黄村石堰人。成中英有兄弟三人,其排名老大,二弟成中豪,在阳新老家务农,三弟成中杰,美籍天文物理学家,妹妹成中平,排行老四,旅居美国,父亲成惕轩先生,教授、国学大师,母亲徐文淑女士。
  中英先生是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知名校友,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与逻辑学硕士学位,并入哈佛大学深造,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被公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世界著名哲学家、著名管理哲学家,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国际易学导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主席,IACEDM 国际环境决策管理咨询委员会环境哲学总顾问。
  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成中英,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上世纪70年代曾为台大哲学系教授兼主任,自1983年起,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同时兼任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致力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并做出巨大贡献,是《中国哲学季刊》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国际易经学会、中国哲学高级研究中心、远东高级研究学院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和主席,国际中国管理与现代伦理文教基金会的奠基人。创立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 并兼校董会总监兼任校长,东西方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高级顾问、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客座教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客座哲学教授,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1973年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并为《 JOURNAL OFCHINESEPHILO  SOPHY 》,倡导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1978年主持“第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致力促进中西哲学的深入交流,弘扬中国思想文化。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常务理事,国际本体阐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名誉主席。创办:美国国际东西大学(INTERNATIONALEAS  TWESTUNIVERSITY),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现任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现任主席),兼任英文中国哲学季刊总编辑。为中国哲学发展贡献颇多。
  研究领域为: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及本体诠释学。
  治学基本思路: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弘扬中国哲学的精华,推动融合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创立。
  主要学术著作:《儒家哲学论》、《本题与诠释》、《中国文化的新定位》、《成中英自选集》、《中西哲学精神》、《知识与价值》、《易学本体论》、《美国哲学归纳法理论研究》、《戴震原善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周易策略与经营管理》、《C理论》等,及学术论文近百篇。中国管理专家,C管理理论创立人,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创始人名誉主席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中英先生长期以来为中国哲学的推动贡献良多,因他在世界哲学界的学术成就与地位,曾推之为荣任多个职位:国际东西大学校长兼任校董会总监、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国际易学导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主席、国际环境决策管理咨询委员会环境哲学总顾问、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客座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国际本体阐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名誉主席、国际易经学会主席、英文中国哲学季刊总编辑、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毕业于台大外语系、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等等。
              二、学贯中西,哲思横溢
  九年前,笔者因中英先生的侄孙女成苔莉在我处学习古筝,有幸获得拜读他的《C理论》一书的机会,读后无不被其广博的哲学思辩理论所折服。最使人所动处,该书将高深莫测的《易经》理论,运用通俗的辩证思维方法娓娓道来,通篇泼墨挥洒,文思泉涌,深入浅出,洋洋大观,使草根读者一看就懂,这种以人为本的坦荡文风,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主张,开创了中国儒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之先河,让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
  中英先生对儒学的理论贡献最重要的是运用“西学中用、中西会通”的方法,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哲学命题,比如“以德治国”等。2008年11月19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儒家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时,首先提出了儒学研究的八原则:即“阴阳自然创生原则、人存涵摄天地原则、仁者和乐一体原则、涵养致知克治原则、天人德性互通原则、良知贯通知行原则、返本善意笃行原则、生生更新文明原则”,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与共鸣。这个原则为既体现了他对儒家哲学新的思辩命题,同时,也深藏了一位海外游子的爱国之情。他在会上说到他的研究动机时说:“ 中国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要使中国和其它国家在世界上站起来,能够对于人的自我存在有正确的认识,还需深入了解儒学,加以运用”。
  中英先生作为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当之无愧,他在他的名著《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中论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起着基础和渗透的作用。在风云变幻的商海,面对沉浮,企业家如何带领自己的企业化危为机,不断超越新的高度?高水平的管理者如何打造企业的文化场?如何把儒家的管理智慧应用在企业管理领域?中英先生给出了睿智而独到的见解。提倡产品以儒家精髓为核心理念,以提升企业家的人文管理素养为中心,将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堪称中国企业家管理研修的必备课程。并在他的课程大纲中提出了六条纲要:
   1、观时,如何突破企业发展的困境(上、下)
   2、寻本,解读儒家精髓 探寻企业发展的出路
   3、修己,以身作则——建设完整的企业制度(上、下)
   4、立人,全面提升自己,构建和谐的团队(上、中、下)
   5、知天,创新自己,塑造完美的企业文化
   6、笃行,身体力行,构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英先生对《易经》的研究在国内外无人比肩,并将《易经》理论运用于企业管理,更是世界第一人。他的《C理论》一书,其宏博飞扬的哲思如涌,深入浅出的诲人笔走,无不体现了他的学识功力。
   他在他的《易学本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中统合了自己关于《易经哲学》的研究,展示了作者自己的理论体系。该体系阐发了易的五义和易的本体世界,建立了周易哲学的本体论与诠释学系统架构,为本体论诠释学提供了一个经验及体验的起点,以及思考和理解的方法与方向。同时该书还提出了“义、理、象、数一体同源说”;“观”的观点则说明了易的符号系统及其最早寓意的形成;还在易学基础上解说了占卜的含义、区分道儒本体论。
     该书附录的七篇演讲,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说了易学的五慧,并从中西哲学与管理哲学的眼光开创了易经决策学,启人心智,发人深省。
     有人说,世界上最早的哲学著作是《周易》;有人说,《周易》是一本算卦的书。关于《周易》的种种解释,越发给它蒙上了许多诡异的阴影。而成中英先生则认为:“古代讲占卜,占卜其实就是一种方式一种需要。对古代那种知识比较贫乏的时代,只有靠占卜来预测一些事情。后来到了孔子,到了荀子,不占而以已。孔子说他不占卜,他还是会掌握天地之间的道理,因为有很多事情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不用占卜了。”
  现在社会要不要占卜呢?成中英认为,“《周易》是一门哲学,它可以做很多之用,但不止用在生态风水上,或者说不止用在对自己命运的观察、预测上。他强调占卜不是《周易》的全部,但也不能忘记预测,首先要把《周易》当成一门管理学,它是一种决策,预测是靠自然的规律。”
  成中英还认为:“阴阳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又称“经卦”,指的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周易》六十四卦由八卦两两相叠而成,象征了六十四种基本事物或范畴,用以概括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在现代的语言中或者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大众所说的“八卦”应该指的是一种乱七八糟、不靠谱的事。这是把《周易》的精神和语言浓缩化了,从社会学来讲这是一种现象。很多不同领域的人认为八卦就是随便可以变化的,也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研究《周易》的学者非常多,成中英认为大家了解《周易》不能重新回到过去,而是要走向未来。他用“五个世界”来表达对易学的重新认识,把前人的说法与自己的见解结合在一起进行创新。
  成中英所说的“五个世界”分别为:“外在的世界是变易,超越的世界是不易,内在的世界是一种简易,现代的世界就是一种交易,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活世界就是和易”。他还认为《周易》不是单纯对历史的记载,或者是一种占卜的记载。它应该是一种开启人的追求整体和一种价值、实现自我、有哲学思考的书。《周易》代表了一种对变化的认识和管理,宇宙的变化自我的变化,而且从变化当中去找寻价值。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能够知道自己,能坚持简化自己的生活,有原则就能够简化,能够方而圆。这样一个认识,使世界更有条理,形成一个格局。因为今天我们在发展,一个国家对国格的追求,一个世界品位的追求,都需要调理,只有在调理中才能掌握自然。”
  学“国学”应放眼未来。时下,“国学热”正在升温。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去了解国学,是相当一部分观众觉得很困惑的事。
  成中英说:“一本古书要用两个方法来看,一个是从过去,一个是从现在来看。传统是过去传下来的,传统终归要传到未来去,这就是学“国学”的重大意义。过去的人往往只看到一个过去的“面”,把传统看成一个“国库”,当成一个传统的记忆而已。其实大家要了解传统的双面性,面对过去也要面对未来。要整合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来开拓它的价值,这是我们对任何一个传统的认识的方法”。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说:成中英教授无论从人格还是学识,其学勾中西人仑今古的学者风范,堪为世师!阳新人为有这样的一位赤子而倍感荣耀和自豪。
               三、文论精博,高屋见瓯
   中英先生的论著颇多,学术成就丰厚,这里只择两个侧面,以飨读者。
(一)关于他的《C理论》一书撷要:
  中英先生提出的C理论,其哲学思想是研究一切种类市场价格博弈理论作为基础。应用所谓中国管理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因为在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相关词语的英文以C开头,故称作C理论。
  其书名外在意义取China(中国)、Change(《易经》)、Confucius(儒家)、Culture(文化)、Cheng(成中英)之义。
  书之内涵为:Control(行政)、Coordination(人事)、Centrality(决策)、Contingency(市场)、Creativity(生产)。
  C理论最初是研究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现象。它是对道氏理论波动特性描述的进一步升华;也是对艾略特波浪理论中经验性现象描述的哲学总结;同时也是博弈论`市场行为理论在市场博弈中的直观定义。
   C理论不同于趋势理论‘K线理论’‘切线理论’‘江恩理论’等形态理论的经验性描述;也不是如众多技术分析理论中对采样数据所建立的数学模型;更不是如波动博弈理论的资金管理理论实质,它可以说是一种直观的哲学思想,是据道氏理论以来,对市场价格波动现象基础研究的一项革命性理论。
·关于《C理论》的内涵:
  1,市场价格是波动的。
  2,波动的最基本构成。
  3,波的二相性。
  4,对波浪理论的重新描述。
  5,趋势与拐点。
  6,分析周期的从属性。
  7,形态的形成。
  8,数学模型理论位置的心理暗示。
  9,随机中的必然漫步。
·关于《C理论》的基本定理:
  1,价格博弈市场是波动的,其波动形态是一组abc波,并且是唯一形态,最基本的构成是连续三次买卖价格。
  2,一次博弈的全过程是一组abc波,一次无论大小的趋势必定是以a开头,以c结束。
  3,任何一段趋势的开始一定是a的不再更新的最高(最低)点;结束一定是c的不再更新的最低(最高)点,并依次构成高一级abc波。
关于“C理论”的缺陷
  C理论尽管从根本上定义了市场波动的物理特性,但只是局限于二元空间。时间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没有涉及。而且,市场的参与程度或成交量尽管最终反映到了价格上,但C理论却不能分离出来。并且,C理论虽然能同步判断拐点的出现,但却不能单独预计未来拐点的时空位置,必须借照其它理论才行。
 
·关于《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
  所谓中国管理哲学,是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用中国传统管理范式“文化管理”来统帅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管理哲学。因为在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外延相关词语的英文以C开头,故称作C理论。
  外在意义取China(中国)、Change(《易经》)、Confucius(儒家)、Culture(文化)、Cheng(成中英)之义。
  内涵为:Control(行政)、Coordination(人事)、Centrality(决策)、Contingency(市场)、Creativity(生产)。
(二)“中国哲学当前的核心和周边问题”一文撷要:
     这里摘要发表的是成中英先生一九九八年刊载在《哲思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哲学当前的核心和周边问题》,摘录如后:
  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关心的事。中国哲学的中心话题是甚么,发展到什么地步,未来的理想境地是什么,目前中国哲学学者们似乎并没有好好的谈过。中国哲学学者都是站在自己感受兴趣的问题与影响自己的文化传承或学术背景上发抒自己的意见。当然时代与历史也赋予一个哲学学者的特殊出发点和一般的共同意识。共同意识应从共同背景去找:五四以后儒家中心主义的失落;政治与学术的对立;儒家从政治中的逐步解放(到七十年代文革后期的批孔运动还不是要摆脱孔子思想的影响吗?)与自身解构,中国发生了恒古未有的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同时失落的重大危机。要建立政治权威并要使其合法化是一部当代中国历史中社会内在的挣扎,可说自有史以来传说中的襌让到流行几十世纪的朝代循环再到如今台湾的民主化改革都是此一内在社会挣扎的写照。我说社会内在的理由是此一挣扎可看成是代表社会良心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社会共同意识的认知与取向的结果。在另一方面,要重建失落的道德传统并使之独立于政治权威之外却更是一件巨大的、甚至划时代的伟大历史工程与社会挑战。说他是划时代伟大的理由是:道德传统的独立性不只在于其不受政治权威的干扰,且能节制政治行为,但却又不必然统合政治行为,因而不必等同于泛道德主义解释下的儒家,造成名为“圣王”实为“王圣”的传统政治文化。这是要一方面陈述与坚持道德传统的标准与理想,另方面却要有学术与知识的水平来认知、促进与维护道德传统的合理性、合法化与有效性。为了要建立与充实知识与学术我们又不能不重视科学理性与批判理性的建立与维护。
    当代新儒家耆宿牟宗三先生有道统、学统、政统三统之说(见牟着《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文化的特质》等书。)道统指儒家内圣之学,学统与政统则为外王之学。他的道统若是指的宇宙人生的最高与最后真理的追求与认识,则不止中国有道统,西方或其它文化大传统也当有它们所信仰与坚持的道统。但牟先生显然把道统看成中国文化优良的特质,表现在宋明儒学(尤其是宋明心学)的道德形上学上面。他认为中国文化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这是由于他把学统看成科学的传统而把政统看成现代民主政治。他的用意是批判中国历史上的现实的政治与学术,启发知性,建立科学的学术与民主的政治。但他却认为这个建立是可以自道统的“坎陷”中开引出来的。此即是他为学者所知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良知坎陷说”。牟先生的这个说法经过了多年的讨论、批判与正反辩驳,目前可说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良知坎陷”应该说是一个用意引起误导的说法。因为良知作为道德理性是否能够“坎陷”,以及如何“坎陷”都包含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正确的说法是道德理性不应该取代或掩盖知识理性的发用与运作,也就是说,牟先生说的“道德的形上学”不能垄断一切,而应留下空间给“知识的形上学”去发展科学知识。在此理解下,我认为更深入的说法应是:为了开出科学与民主我们必须与应该反本归元,澈底掌握人之为人的本性上的知性与良知的双行发用,而不得有所偏倚,此即我所谓“人性本体”之“中”。但“人性本体”之“中”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平衡发展的过程,用传统儒家的话说,一方面是格物致知以求诚意正心,另方面又是诚意正心以求格物致知。如此方能达到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对“人性本体”之“中”作出如下解释:“人性本体”之“中”就是人能执人性知意两端以见含容及超越两端之本体并以用于事与行,此即为“用中”,也可以说是执人性之两端以求德智互用、仁智并进的全体。这种执中与用中的能力就是我说的蕴涵于知识与良知两者之后或其中的“本体理性”。在“本体理性”所开拓的空间里,科学与民主作为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交相影响与结合的成果都有它们应得的地位。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动态的相互损益只是一种整体系统中的调整关系而已。
    有关牟先生的三统概念上的分别与联系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呢?这是涉及我们对所谓学统与政统或统的定义与理解问题。如果我们把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有机性的活的体系,我们就很难想象一个整体文化中只有真理的传承而无学习方式及政治规模的理想及其传承手段。这也就是说中国有中国文化中的学统与政统,即使中国的学统作为方法学并未体系化为系统知识的来源,而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未革新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我们必须肯定,同样的,在现代西方尚未发展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仍是有其内在于其文化之中的学统与政统。无论在希腊、罗马及中世纪时代都可看到道统、学统、政统交相影响的情状。显然,我们必须实际的区别三者,并进一步分别历史上事实存在的三者与一个文化体系中理想投射的三者应有的相对的内涵与关系。我的看法是:我们应首先认知一个传统的形成必须具有下列几个因素,即时间流程中凝聚的制度格局,可以维护此一制度格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信念,广大的社会群与知识份子的实际维护的力量与实践。从这个定义看中国文化,我们实际所面对的是一套传统历史的价值文化、学习文化与政治文化。价值文化是道统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并有其相关的制度与权威的支持者。学习文化从古代的六艺到后来的士子学也是斑斑在目,这是学统的体现。在所谓政统方面,尚书可说大致提供了一个政治的理性框架,但在实际政治中却无疑是权利运用的现实主义,因之制度的变革,甚至改朝换代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的根本特征。秦代之际严刑竣法的政治变革是对战国分裂局面的整合,汉代文景之治的黄老作风是对秦的严刑竣法的订正,到了武帝采纳公孙弘之言独尊儒术,却又是整合一个大帝国的重大的政治措施:用三纲五伦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制约社会。但变革尽管变革,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体制却从未改变。是否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政统就此定型在专制帝王的朝代循环上呢?由于变革的存在,固不论隋唐的变革,宋明的变革,满清的变革,其中反映的显然不尽是治统的问题,而是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的问题。不但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政统也与学统与道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文化的统合性使然。如何辨别三者并使它们相对的独立起来,也相对的自我充实起来,这是基于理性的工作,也是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确形成了一个传统,根植于民间信仰与传统大多数的士大夫心目中。这个政治传统流行了两千年。从今人眼光看自然是为害甚巨,它也正是辛亥革命要推倒的。   牟先生的政统是从西方现代文化经验与科学理性主义立足的,显然这不是中国传统历史事实上的政统。五四运动激起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要求就是对此一历史政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间接维护此一政统的政治儒学(三纲五常与忠孝节义)的学统的批判。用民主反专制,用科学反对儒学,五四运动的口号与价值取向是极其明朗的。这是对传统的政治(或其所形成的政统与治统)所作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的学术(或其所形成的学统)的批判。这是由于传统的儒学自汉以来都与政治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这可能自孔夫子以来就种下了根。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表明学是为了从政。这从儒家来说是有理想性的学术导向:学应是知行并重,而行的最高点就是治国平天下,是用学来主导政或改造政,这却是道统了。因之对政治文化的批判与教育或学习文化的批判也不得不延伸到对道统的批判与挑战。事实上,自汉以来,更明显的是既成的政治权力利用学与道为其服务以维护及合法化政治的权力。因之,在五四时代,批判政统的同时就必须要批判学统与道统。政统倒了,学统与道统也失其依归了。但我们要问,学统与道统必须要依附一个政统或靠一个政权来支持吗?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统以建立一个独立的道统,在有一个独立的道统来提供一个合理的政治规范,因之是刻不容缓的事,这就涉及学统与道统、道统与政统、学统与道统的社会功能的认定与知识分子在广大社会中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保障问题了。在此说的学统可以看成是知识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道统则可看成是价值理性及本体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所谓政统则可看成是决策理性与行动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
    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真正精神在建立一个植基于国家公民的新政统与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负责的新学统。五四的知识分子是否认清这一点是一个间题。后来新儒家要作的工作是要在政治之外复活儒学的精神,对社会与文化负责,而不是要主导政治或建立政统。然而此一立场却面临了民主政治的挑战,到了牟宗三先生而不得不提出从儒术中“开出民主”,亦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首先这意味着儒家或儒术的复兴。这应是划时代的工作,绝非可能在一两代可以完成的,因为这也意含了用儒家的社会伦理教育整个社会和整个一代,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实行儒治。但是这也是一个具有极端吊诡性的工作:“重建儒术”可能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权威主义的复活,固不论此一道德权威主义的是非好恶是否将有害于民主多元化价值选择。而“开出民主”则意味着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不可能容许儒家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存在。当然,儒家必须凭借其自身的合理性与理论性来建立理性的权威与影响力量,而这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论说过程,犹如基督教的神学伦理所需要的不断论说发展下去一样。当然在基督教还多了一个教会组织与说教论坛。而儒家在今天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论坛来作持续的发言。为了要重建儒术而不影响民主,一方面不能不建立儒学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另方面却还要证明及发展儒学的民主性与包容性。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却尚未完成。这也涉及到西方已建立的现代性理性与启蒙性与儒家人文主义情性主义的关联与融合的问题。为了此一关联与融合我们则又不能不从更深入的易学思维方式及本体宇宙观方面进行探索与梳理。
  至于开出民主,光说没有用,而必须要行或实践,而行的要点在尊重他人权利,容忍他人差异,不强调非理性的个人权威,制度化合理化权力使用与传递。从个人作起,然后推己及人,而且要推之于全民。显然这是新儒家可以以身教以身行的。是否已做到以及如何做到都是可以讨论及检验的。再说,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可能从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典范中演绎出来的。这也是何以牟先生的「开出说」受到多处批评的缘故。
    此处再想就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现实的“政”和“学”是与理想的“道”的关系略加说明。传统的“政”与“学”及“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说密切到密不可分的地步。儒家的理想是学以致道(论语:“君子学以致其道”,道以导政(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故一切以学为本,故论语又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当前中国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应是如何把此三者区划开来,使其可分且又相对的独立、相互的激扬,并理顺三者的关系,务以学为本,藉以认清是非,追求真理,建立正义标准的社会功能与人格典型,方能督导政治,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也就是先要以理智为基本,作为学的开始,然后建立道德意义或价值意义的道,以作为政治规模制度建立的参考与支持准则。
    以上就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提出了文化发展应努力的方向。在此框架中,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经验基础上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中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我们不必“照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甚至也不必“接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我们可以综观历史源流在整体的理解上综合的、透视的讲。这样我们并没有与传统断绝又无须受制于传统而出主入奴。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是在正本清源,还我独立的理论的特色,还我精神的原来面目。这自然也就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认知与评价模式与其所形成的世界观与宇宙观的问题上。要对此有所理解则又是不透过原典与本文的研究与理解不为功的。但如何正确理解及解说原点与本文则又不能不涉及到意义与指谓的诠释问题。于是众端参观、深入理解并建立一个“知识的形上学”与“知识的方法学”也成了当急之务。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也就不能不深入西方的哲学发展及其分析诠解的传统,批判的掌握它的工具性与理性能力,借以疏解中国哲学之实。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纯粹方法之运用,如采用逻辑分析法、语言分析法、现象分析法或存有分析法与结构分析法等。二是哲学问题或哲学范畴问题的启发。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问题及其范畴,也有其发展渊源与特色。如何掌握西方哲学的诸多问题及特性以开发中国哲学的内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我们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涉及到理性的共通性与语言的共同性的问题。注意到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也可进一步说“他山之石,可以燃薪”。在此理解中,显然我们不是要把中国哲学化约成为西方哲学的,事实上也不可能作此化约的,因为它有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经验与观念发展基础。
    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确认中国哲学的特性以及此一特性对人类追求真实与价值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及现况的种种比较、对照与关联,透过理性与现象的双重分析显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站在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注的高度立场上,进一步探讨哲学概念与范畴的融合与会流,以求建立一个包容多元超一的整体思考、认知与评价及决策体系。此一体系也可以看成是一套世界哲学,它可以是每一传统都可以接受及贡献的宇宙观、知识观、价值观、伦理观、与行为观;它也可以是每一传统可以参与与应用的宇宙学、知识学、价值学、伦理学、与行为学。它的存在与运用将能减少人类诸多文化的冲突,相反的,它能增加人类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文化和谐与协作。
    相对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有关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中国哲学的正确认知与理解的方法与理论的前提预设问题。我所讲的本体诠释学就属于这个范围。第二类是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解问题,包含中国哲学的主题、特色与发展轨迹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一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它既涉及到中国哲学史,又涉及到中国哲学内涵、主流与诸多分支与会合以及其自身的反思评价、再发展与定位问题等等。因之我是把它看成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但要解决这类问题却有不能不涉及到第一类的前提方法与理论问题,以及两者的批判与评价问题。此类问题的理解自然也不能不涉及到第三类及第四类的问题,因为它必须在世界理性网罗中定位,也必须面对世界理性网罗与人类整体理性与人性本体作出贡献。第三类问题是与西方及其它文化传统中的哲学传统对比、认同及吸取方法与概念的精华以为发展中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之用。这可以是一种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为目的的中西比较哲学问题。最后,第四类问题则是如何寻求一个世界哲学的框架使中国哲学的优点与特色能够作出世界化与世界性的贡献。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超越中国哲学的历史性走向全人类的分享过程与协作发展活动。这自然涉及到沟通理性、一体多元、以及文化上的相互涵容与彼此参与等问题。我们可以把这四类问题看成四个层次,而且是四个彼此息息相关甚至循环相关的层次。对中国哲学的探讨或基于中国哲学的探讨都可以与这四个层次相应的联系起来。因之这四个层次并不限制中国哲学家自由的发挥与创造,反而可以作为中国哲学或任何哲学自由创造的分析架构。但这种发挥与创造却不能不与这四个层次联系起来才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上的创造。在这一种理解上,显然可以说第一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与中国哲学的原始问题与思维认知评价模式联系起来才具有中国哲学的真实历史性与经验性。
    更有进者,从这个问题架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在走向系统诠释、走向中西对话后的评价与问题建构,以及走向世界哲学与应用哲学。这将是中国哲学的活力所在,也将是中国哲学的潜力所聚。
    现在要问的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指什么?很显然的,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不只一个,也就是说不能用一个问题来范围所有问题。核心的意义是历史的根源性以及价值上的重要性,而此根源性及重要性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一直具有积极的主导与典范作用。但即使用此标准,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核心问题圈。凡是在这个核心问题圈的就是核心问题。基于此一理解,我在此可以举出我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哲学理解重建及发展的九个核心问题。我在此不拟细加分析,只是依照我的内在的分析以及已作的研讨工作与论述,以一定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综合评价所订的重要性次序排列出来。
    一是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体证的宇宙论的源起、特质与经验基础。
    二是 中国哲学的内部的学派分疏与整合,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问题。
    三是 中国哲学中的基本存在、真实、价值概念等范畴与观点的分疏与统合问题。
    四是 中国哲学中的终极关怀及其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问题。
    五是 中国伦理学的分歧性、整体综合性与整合化问题。
    六是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及中国历史哲学的现象与本质问题。
    七是 中西哲学不同层次的对话、对比、沟通与融合问题。
    八是 中西文化中的价值与抉择行为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九是 世界哲学的发展以及中西哲学的相互定位问题。
    显然,这九个核心圈问题的提出是以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为潜在目标。它不一定是充分的列举,但却是必要的列举。因为它与我说的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的目标是密切关联的。其次我并没有特别提出那一家或那一派的实际哲学问题。但我可以举出我所思考过的或论述过的中国哲学问题作为说明的例证,以为对此等问题关心的学者作为参考。
    相应于一,我曾提出回归周易哲学以建立一体多元的思维模式与“观的观点”的宇宙观与学,并为中国哲学史的原点问题作了建构。
    相应于二,我曾提出“易之道”与“道之易”的分疏以确认周易哲学与儒家及道家传统的关联与儒道两者之间的相互定位。
    相应于三,我曾提出“本体诠释学”中本体理性兼含根本有关意志与理性 / 道德与理智 / 价值与知识 / 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冲突与谐和 / 分疏与统合的辩证过程与结构问题,并探讨朱王哲学的一致性与完备性问题以回应牟宗三哲学。
    相应于四,我曾探讨儒家哲学中的自我与自我修持的动态可行性及其限制的克服问题,并与西方犹基体系的超越形上学与神学的给与、付出与负担作一比较。
    相应于五,我曾就中西伦理学发展史比较以作出融合德行、责任、功利与权利伦理学的整体化建构并借以说明儒学的发展潜力。
    相应于六,我曾就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探讨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特质,并对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发展作了评述。
    相应于七,我曾就中西哲学中一切重大问题作了批判与分析性的对比与评价,涉及西方哲学家柏拉图、来不利兹、休谟、康德、怀德海、蒯英、海德格、德利达等等。
    相应于八,我曾就中西文化冲突问题进行了深度结构与本体诠释性的分析,并在管理哲学的平面上作了对比与评价。
    相应于九,我曾在易经哲学的基础上对一个包含中西哲学的本体学与价值论的世界哲学进行了探讨。
       四、年轮丰稔,学著等身
(一)、成中英论著编年
1974年(39岁)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三民书局(台北), 1974年3月
·《科学知识与人类价值》,三民书局(台北), 1974年4月
1985年(50岁)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 1985年
1986年(51岁)
  ·《知识与价值:和谐,真理与正义的探索》,联经出版业公司(台北), 1986年
1988年(53岁)
  ·《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传统」与「现代」理性的结合》 (专书) ,三民书局(台北), 1988年
1989年(54岁)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 1989年
1991年(56岁)
  ·《世纪之交的抉择》,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
  ·《文化、伦理与管理》,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 , 1991年
1994年(59岁)
  ·《中西哲学的会面对话》 (专书),文津出版公司(台北) ,1994年
1995年(60岁)
  ·《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东大书局(台北), 1995年
1996年(61岁)
  ·《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论文集,李翔海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 1996年
  ·《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上海), 1996年
  ·《 21世纪:经济竞争力与文明说服力》,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武汉), 1996年
1997年(62岁)
  ·《智慧之光: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应用》,与周翰光合着,中国
纺织工业大学出版社(上海) 1997年年
1999年(64岁)
  ·《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修订本),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年
2001年(66岁)
  ·《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        2001年
  ·《创造和谐》 (专书,论文摘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 2002年
2003年(68岁)
  ·《道与心:成中英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2003年
2005年(70岁)
  ·《成中英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2005年
    ·《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人民大众出版社(北京), 2005年

               (二)、成中英文论编年
1965年(32岁)
  ·“哲学与科学知识”,载《大华晚报》(台北), 12月24-25日
1966年(33岁)
  ·“当代归纳理论中的几个问题”,载《鹅湖月刊》(台北)
  ·“自方法学观点论科学发展基础”,载《新世代》(台北), 8月
1967年(34岁)
  · “近代逻辑的意义内涵及与语言的关系” ,载《思与言》,第5卷第2期, 1967年7月15日。
  ·“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载《大学杂志》(台北),12月
  ·“当代中国哲学之发展世界的意义”,载《东方杂志》(台北),11月
  ·“论孔子的正名思想”,载《出版月刊》(台北), 3月
1968年(35岁)
  ·“战国儒家思想之发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报(台北)
1969年(36岁)
  ·“文学语言及哲学语言”,载《东方杂志》(台北),11月
1970年(37岁)
  ·“四度空间的作学问态度” ,载《思与言》 (台北) ,第8卷第1期,1970年5月15日。
1973年(38岁)
  ·“哲学与思想”,《出版与研究半月刊》 (台北)
1974年(39岁)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 (专书) ,三民书局(台北),       3月
  ·“论中国哲学的重建问题”,载《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三民书局(台北)
  ·“哲思偶得”,载《东方杂志》(台北), 7月
  ·“论致中和与致良知”,载《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三民书局(台北)
  ·《科学知识与人类价值》 (专书) ,三民书局(台北),       4月
1975年(40岁)
  ·“从哲学看文学:论文学四义与文学十大功能”,载《中华文学》(台北),    7月1日
  ·“中国哲学之再生与挑战”,载《中国论坛》(台北)
1976年(41岁)
  ·“人性体验与人性哲学”,载《东方杂志》 (台北),1月
  ·“论人性哲学与人性体验”,载《东方杂志》(台北)1月
  ·“论安乐死”,载《中国论坛》(台北), 11月第3卷
1977年(42岁)
  ·“复兴中国文化发展中国哲学”,国立台湾大学研究学报, 5月
  ·“论人权的人性本质与理性基础”,载《新世代》 , 10月
  ·“美国哲学之发展及其未来”,《美国研究论文集》,淡江学院(台北)
1978(43岁)
  ·“再论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载《时报杂志》(台北), 7月31日
  ·“美国哲学之发展及其未来”,载《东方杂志》(台北), 1月
  ·“美国哲学之发展及其未来”,载《东方杂志》(台北)2月
  ·“现代化的哲学意义与理性基础”,载《中国时报》(台北), 7月31日
  ·“论人权的人性本质与理性基础”,载《中国论坛》(台北), 8月
  “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载《中央日报》(台北), 7月31日
  ·“论明儒学案中的明儒气象”,载《幼狮月刊》(台北), 4月(分两部分)
  ·“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载《幼狮月刊》(台北), 4月
  ·“自学术与历史观点评中国大陆批孔运动”,载《东方杂志》
1979年(44岁)
  ·“孔子政治哲学与中华文化复兴”,载《中华文化发展月刊》
  ·“文化自强之道”,载《中国论坛》(台北), 6月10日
1980年(45岁)
  ·“序当代墨家研究”,载《墨辩研究》,钟裕联主编,台北:三民书局
  ·“中国的昨日,今日明日”,载《中国论坛》(台北), 10月
  ·“美国哲学之发展及其未来”,载《美国议论文集》(台北)
  ·“从‘见林不见树'与‘见树不见林'说起:兼论文化内涵之层次与文化创造之目标”,载《中国论坛》(台北), 12月号
  “·现代科技下的生活形态与传统文化:一个对未来的透析”,载《中国论坛》(台北), 3月
  ·“发展孔子‘文,行,忠,信'的教育哲学”,载《中央日报》(台北),  9月28日
  ·“谈情说理”,载《妇女杂志》(上海), 10月
  ·“论中国哲学”,载《时报周刊》(东京) , 8月
  ·“论孔明的正义观”,载《中国人》, 10月
  ·“论文化建设”,载《中央日报》(台北), 9月7-8日(分两部分)
  ·“现代科技下的生活形态与传统文化:一个对未来的透析”,载《中国论坛》(台北), 3月
1981年(46岁)
  ·“文化与民族性格与心理”,载《政治思想学刊》, 11月
  ·“生活素质的哲学分析”,载《台湾经济学刊》, 12月
  ·“朱子哲学中的方法,知识和真理观”,载《鹅湖月刊》(台北), 12月号
  ·“易经中的理与情”载《幼狮学志》(台北), 12月号
1982年(47岁)
  ·“朱子与豚之家人辩证与考析”,载《中国文化复兴月刊》(台北), 6月
  ·“做一个现代中国文化人”,载《我是中国人》,中正书局(台北)
1983年(48岁)
  ·《近代逻辑暨科学方法学基本名词辞典》 (成中英主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2月
  ·“论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与‘大学问'所涵摄的知识问题---兼论朱子‘理'的创见”,载《东吴大学哲学系传习录》,东吴大学(台湾)
  ·“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11月
  ·“原性与圆性: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疏与融合问题兼论心性哲学的发展前景”,载《鹅湖学志》(台北), 12月
1984年(49岁)
  ·“当代新儒学与新儒家的自我超越:一个致广大与尽精微的追求”,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8月
  ·“方法概念与本体诠释学”,载《中国论坛》(台北),第19期
  ·“中国哲学范畴的特性”,载《哲学研究》(北京),第12期
1985年(50岁)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专书)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孔子政治哲学与中华文化复兴”,载《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禅的逻辑” (英文稿) ,载《东吴大学哲学系传习录》(第4期),东吴大学(台湾)
  · “建立中国的管理哲学”,载《中国论坛》(台北), 20 : 6
  ·“论柔性攻势与内部转化”,载《中国战略学刊》,中国战略学会(台北)
  ·“人性哲学,文化输出与统一中国”,载《光复大陆》,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湾),
  ·“谈如何发扬中华文化---以促进世界大同”,载《宪政论坛》(台湾),
  ·“整体定位应变创新”,载《实践月刊》(台北)
  ·“中国哲学范畴问题初探”,载《汉学研究》,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台湾), 6月号
 · “中国哲学之再生与挑战”,载《挑战与再生》,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北)
1986年(51岁)
  ·《知识与价值:和谐,真理与正义的探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论儒家孝的伦理及其现代化:责任,权利与德行”,载《中国论坛》(台北), 6月号
  ·“从禅宗的‘本体论诡论'到欧美佛学研究的现况”,载《当代学人谈佛教》,东大图书公司(台北)
1987年(52岁)
  ·“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 ,载《中国论坛》(台北),第275期。
  ·“中国哲学当前的核心与周边问题”,载《哲学杂志》(聊城),8月
1988年(53岁)
  ·“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从本体诠释学观点论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北京)
  ·《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传统」与「现代」理性的结合》 (专书) ,三民书局(台北)
  ·“《周易》的‘时中'观念与孔子思想”,载《中国哲学》(第十四辑),人民出版社(北京)
  ·“禅佛教---显密融合的基础”,载《世界显密佛学会议实录》,佛光出版社(台湾)
  ·“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说与孟子、朱熹思想”,载《学术月刊》,第1期(上海)
  ·“易经管理系统及其应用: ‘ C '理论(上) ”,载《决策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北京)
1989年(54岁)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专书) ,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
  ·“创生性范畴之分析---论怀德海与宋明儒学之类同与分野”,载《中西文化异同论》,三联书店(北京)
  ·“孔子哲学中的创造性原理---论生即理与仁即生”,载《幼狮学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北)
  ·“评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理论分析与实征研究”,载《中国论坛》(台北),
  ·“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载《新华文摘》 (北京)
1990年(55岁)
  ·“禅的诡论与逻辑”,载《中华佛学学报》第三期, p.185-207 ,中华佛学研究所(北投), 1990年4月
  ·“‘易'的象,数,义,理一体同源论”,《周易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济南)
1991年(56岁)
  ·《世纪之交的抉择》 (专书) ,上海知识出版社
  ·《文化、伦理与管理》 (专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
  ·“方东美的本体论架构”,载《方东美哲学国际研究会论文集》,台湾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载《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
1992年(57岁)
  ·“论儒学与新儒学中的宗教实在与宗教认识”,载《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易经》的方法思维”,载《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
  ·“《易经》研究的现代化问题”,载《周易与现代化》,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
  ·“本体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访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教授”,载《哲学研究》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成中英教授再谈本体诠释学”,载《哲学动态》,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追求民主精神培养民主人格”,载《中国重生之路---基督民主主义与中国文化》,海外华侨布道团(美国)
1993年(58岁)
  ·“东亚经济发展与广义的儒家伦理所扮演的多种角色”,载《黎明大学学报》,黎明大学(中山)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管理模式: C理论的提出及应用”,载《东方文化与现代经管》,法住出版社(香港)
  ·“论易哲学与文化圈” , 《周易研究》(济南),第15期
  ·“论朱子哲学的理学定位与其内涵的圆融和条贯问题”,载《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
  ·“西方管理危机与儒家人性智慧---序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载《哲学研究》第3期(北京)
1994年(59岁)
  ·《中西哲学的会面对话》 (专书) ,文津出版公司(台北)
  ·“占卜的诠释与贞之五义——论易占原初思想的哲学延伸”,载《中国文化》(北京),第1期
  ·“占卜的诠释与贞之五义——论易占原初思想的哲学延伸”,载《中国文化》(北京),第2期
  ·“本体诠释之教育哲学:人本诠释方法和今日世界智性教育与德性教育之整体模型”,载罗国杰主编《东方伦理道德与青少年教育》(上海)
  ·“从禅悟的观点论海德格,道元与彗能”,郑振煌译,载《中华佛学学报》(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第7期, p.264-285 , 7月
  ·“从哲学传统对话中理解儒家人学的独特价值”,载《中华文化论坛》(四川)
  ·“研讨‘实学'的六封信---第一封信”,载《学习》,人民出版社(北京)
  ·“一些对当代学术的思考”,载《跨越21世纪的出版视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1995年(60岁)
  ·《 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 (专书) ,东大书局(台北)
  ·“论中国哲学的综合创造与创造综合”,载《中国哲学智慧透析》,华夏出版社(北京),
  ·“论‘观'之哲学涵义兼释《观卦》”,载《国际儒易学研究》,华夏出版社(北京),
  ·“原性与圆性: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疏与融合问题”,载《汉学研究》,汉学研究中心(台北)
  ·“中国管理哲学与比较管理研究”,载《社会科学--- C理论与现代企业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1996年(61岁)
  ·《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论文集,李翔海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
  ·“中国哲学的综合创造与创造综合——兼论本体诠释的涵义”,载《安徽师大学报》(芜湖)第2期
  ·“本体诠释学是什?”,载《唐都学刊》,第4期
  ·“交叉科学研究的重要发展”,载《天津学报》(天津)
  ·《论中西哲学精神》 (专书) ,东方出版中心(上海)
  ·《 21世纪:经济竞争力与文明说服力》 (专书)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武汉)
  ·“儒学与现代性的整合:探源与重建”,载《国际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学术交流---儒学和现代管理问题”,载《国际社会与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易经讲座(一) ---周易位与时的现代意义及C理论的发展”,载《中华民国周易学会八十五年年刊》,中华民国周易学会(台湾)
1997年(62岁)
  ·《智慧之光: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应用》,与周翰光合着,上海:中国纺织工业大学出版社(上海)
  ·“本体与实践:牟宗三先生与康德哲学”,载《中国哲学史》(北京)第2期
  ·“冯契先生的智慧哲学与本体思考:知识与价值的逻辑辩证统一”,载《学术月刊》(上海),第3期
  ·“社会变迁与文化转通的核心问题:知识与道德的平衡与整合”,载《中华文化:发展与变迁》(马来西亚)
  ·“所涵摄的知识问题---兼论朱子‘理'的创见”,载《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贵州)
1998年(63岁)
  ·“论义利之辨与天人合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北京),第1期
  ·“整体性与共生性: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的发展”,载《浙江社会科学》(杭州)第2期
  ·“二十一世纪的东西文化融合与大学教育的使命”,载《中国文化论坛》(四川),第19期
  ·“现代新儒家的复杂命题”,载《学术界》(合肥),6月号
1999年(64岁)
  ·《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 (专书) (修订本),上海:学林出版社
  ·“成中英先生访谈录(之一)”,载《贵州大学学报》(贵州)第1期
  ·“有必要发展一个全球性的德性伦理”,载《跨文化对话》,第2期
  ·“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载《江汉论坛》(武汉),第6期
2000年(65岁)
  ·“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命运: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儒学及儒商的定位”,载《孔子研究》(南京),第2期
  ·“人性与东西方管理的分野”,载《北方经济》,第12期
  ·“从真理与方法到本体与诠释”,载《本体与诠释》,北京三联书店
  ·“何?本体诠释学”,载《本体与诠释》,北京三联书店
  ·“本体诠释学与当代精神”(与潘德荣合作),载《本体与诠释》,北京三联书店,
  ·《本体与诠释》(主编),三联书店(北京)
  ·“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未来”,载《东瀛求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北京)
2001年(66岁)
  ·“世纪会面”,载《本体诠释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哲学诠释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载《本体诠释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 (专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
  ·“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上),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芜湖)第1期
  ·“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下),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芜湖)第2期
  ·“ 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诠释、整合与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北京),第6期
  ·“二十一世纪的新探索:天道,人性与文明”,载《儒耶对话新里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
  ·“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语言---中国哲学的诠释和重构”,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映》,四川教育出版社(成都)
  ·“自楚墓竹简老子分析道家观点”,载《诠释与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道德自我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哲学基础”,载《新化文哲》 第4期
  ·“道德自我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哲学基础”,载《东岳论丛》,第6期
2002年(67岁)
  ·《创造和谐》 (专书,论文摘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载《文史哲》(济南),第5期
  ·“本体诠释学体系的建立: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芜湖)第5期
  ·“文化自觉与文明挑战”,载《文史哲》(济南),第3期
  ·“论东方德性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的结合”,载《浙江学刊》(杭州),第5期
  ·《本体与诠释第二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2003年(68岁)
  ·“二程本体哲学的根源与架构”,载《南昌大学学报》(南昌),第1期
  ·“诠释空间的本体化与价值化”,载《本体与诠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
  ·“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载《本体与诠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
  ·“新论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中西融合之道”,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北京)第1期
  ·《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 》(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 2003年
  ·《道与心:成中英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文化自觉与文明挑战”,载《文史哲》(济南),第3期
  ·“对哈贝马斯路的儒学反思”,载《思想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
2004年(69岁)
  ·“新论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中西融合之道”,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北京),第1期
  ·“中国美学中美的动态变化过程:诗画交融的创造性和谐”,载《世界哲学》(北京),第2期
  ·“本体释学的本体结构:兼论中国哲学的诠释定位”,载《第一届中国文哲之当代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台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台北)
  ·“本体诠释学三论”,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真理与道”,载《世界哲学》(北京),第5期
  ·“中国哲学中的人类意识:结构和发展”,载《江西社会科学》(南昌),第9期
  ·“全球化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与交融”,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青岛),第6期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需要”,载《东方论坛》,第5期
  ·“儒家和道家的本体论”,载《人文杂志》,第6期
  ·“发扬中国哲学的融合力量与中国文化、哲学的现代化、世界化——东学西渐的途径探讨之一”,载《东方论坛》,第6期
2005年(70岁)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语言和本体论批评”,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洛阳),第1期
  ·《成中英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出版。
· 《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 (专书) ,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
2006年(71歲)
  ·2006年5月,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中英文集 全四卷》书号ISBN :7216046471
  ·2006年3月26日,应邀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培训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共同合办的 “管理哲学博士(企业家)研修班”在香山饭店举行首期开班典礼。应邀从不同角度就企业家学习哲学的意义及如何学好哲学、提升领导力和管理水平等问题与学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此研修班旨在提高企业家人文素养、哲学思辩及宏观掌控能力。
  ·2006年5月30日下午,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一区图书馆报告厅作了题为《宗教对话与文化融合》的主题学术报告。在报告中,首先对中西方传统中的“宗教”概念进行了区分,指出西方宗教是外在的,对象的,表现为外在的彰显,而中国宗教则是内在的,精神的,注重内心的实现。从人类整体需要及个人生命自我完成的角度,界定宗教的本质,由于人类的整体需要是不断分化与整合的,所以宗教也是不断分化与整合的,发展与改革是宗教的基本特征。他以基督教为例,介绍了宗教不断整合与分化的历史过程。同时就这一问题比较了基督教与佛教、中国宗教的不同之处。强调了宗教对话与融合的必要性,并特别指出在宗教对话中文本诠释的意义。最后,对理想中的“世界宗教”的基本原则进行了阐述。
  ·2006年12月22日晚 厦门大学主楼会议室,厦大为庆祝国学研究院复办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到了下午,成先生又抽空为厦大的师生们做了一场演讲;
2007年(72岁)
  ·2007/04/24,应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邀请,为师生作报告。报告会由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建群教授主持,执行院长王宏波教授致辞欢迎。??? 成 中英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面对文明社会:伦理、管理与治理”。报告一开始成先生提出一个重大而深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当前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我 们有没有一个相对发达的精神文明能够足以支持和延续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成先生认为,在现代社会经济、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物质文明成果并不能成为滋养人类文化的土壤,致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能感觉到一种参与其中的亲切感, 现代发展的成果不能进入人的内心,成为人的一部分,反而使人们感到一种疏离感,使人们陷于一种现代性的危机之中。成先生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建立起 一种正确的管理概念,一种正确的人的发展概念。在成先生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更多的只是强调知识的作用,仅仅只注重管理技术的运用,而忽视了知识 或者管理技术的意义来源问题。成先生通过对“政”、“礼”、“治”等中国传统哲学核心范畴的分析,提出了中国的伦理是内在的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管理 就是一种外在的伦理的论断,揭示了伦理、治理和管理的三个范畴的不同意义。成先生认为,人的道德和心性才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规范的根基,只有将德性和法治 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才是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2007年05月16日,参加杭州浙江儒学学会成立。2007年05月17日,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参加浙江省社科联和钱江晚报社联合举办、浙江在线协办的浙江人文大讲堂已经进入第103讲,主讲:《和谐哲学与中国人》,
  ·2007年3月26日,参加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隆重开幕的“世界汉学大会2007”。
  ·2007年5月26日下午,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以“《周易》哲学与儒家的和谐精神”为题,为深圳市民讲解《易经》的哲学思想和儒家的和谐理念,提出《周易》哲学和儒家思想能够为现代人提供解决许多问题的思想资源。
  ·2007年6月25日,参加武汉大学主办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接受山东电视台《新杏坛》栏目的采访。
2008年(73岁)
  ·2008年5月29日 为西安交通大学国学社师生作周易哲学诠释与发展的主题报告。讲话中,他从周易的基本内涵,周易的起源发展,周易对我们的启示三个方面对周易哲学展开阐述, 对周易的基本原则——观感给予详细解读,同时,还就周易与占卜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和解读。报告会后,就同学们对周易存在的疑问给予了解答。
  ·2008年7月30日—8曰5日,赴韩国首尔参加世界中国哲学大会,做主题演讲。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哲学奥林匹克盛会--世界哲学会议的9天时间里, 成教授发表了6篇论文,接受了韩国《中央日报》的访问 以及《首尔新闻》的访问, 成教授是应德国哲学会、印度佛教中心、中国社科院等国家级学术机构的邀请在第八届世界哲学会议发表演讲的。
  ·2008年8月11日上午,被聘为人民大学客座教授的受聘仪式在人大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校长纪宝成、副校长冯俊出席聘? 任仪式,校长助理、哲学院院长郝立新、常务副院长张志伟、副院长张风雷、段忠桥、党委副书记朱淑然,学校人事处、国际交流处等部门负责人,以及哲学院部分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校长助理、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主持。
  ·2008年8月24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记者杨晴川采访时指出,从文化角度来看,北京奥运会彰显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提高了国家的“软实力”,充分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力 量。北京奥运会凸显了这种传统价值,并赋予了它一种现代意义。北京奥运会,处处体现出和谐精神,展示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和基本价值,“体现出中国人对世界 的热情的拥抱,对文化和对人类的仁爱”。北京奥运会同时显示出对世界其它文化的重视,对科技的重视,把现代性和中国文化的传统结合得非常好。它给世人留下 这样一种印象:中国是非常现代的,甚至是超前的;同时中国最重视文化,最重视人的本质,重视生命的价值。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中国人民 非常好客,奥运规划做得很好,创造出非常好的运动环境。奥运代表中国人更自信,也代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走向了中国。” 京奥运会的影响非常深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展现出一种生不息的追求,取得了经济等各方面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他认为,中国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 说,在于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传统。
  ·2008年9月10日抵达成都参加2008中国成都中国经学学术研讨会(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经学学术研讨会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倡导下在2005年3月首次组织召开的中国经学学术大会。本次“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学术厅隆重召开。11日上午, 应邀发表演讲“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从中西对立到中西融合”
  ·2008年11月,应邀出席知识奥运论坛。应北京华夏智业集团邀请于2008年 十一月中旬赴北京出席《知识创富、智能造福》知识奥运论坛,担任论坛主席,发表主题讲演,创导多方面多角度多方位发挥知识功能为人类的经济繁荣、社会福 祉、与文化提升、及世界和平发展而努力。华夏智业集团董事长成天积极响应此一立场,表示愿尽全力以赴,将联合全国妇联进行扶贫扶智公益活动,得到成校长高 度赞赏。
  ·2008年12月1日,应邀出席第十届国际领导力学术会议发表重要演说。应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之邀,共同出席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洛杉矶盛大举行的第十届领导力国际会议(10th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cademic Conference),并发表学术论文 “全球领导力理论与儒家领导力古典与现代模型“,论述中国儒家全球领导力的哲学基础与发展形态,受到出席学者的高度重视与热力讨论。随后并应邀与清华大学王有强院长、于永达教授、熊义志博士、慕玲博士、丁姿与战伟萍研究生等参观 Dr Wei-chun Zhu 主持的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Kravis Leadership Institute. 在此期间成校长并应洛杉矶Chapman University 文化传播系贾文山教授之邀做全校公开讲演,题目为“Understanding Humanity and the World: China and West”.
2009年(74岁)
  ·2009年5月4日,接受上海师大在读哲学博士顾瑞荣访问采访,谈儒学与情商教育。
  ·2009年6月4日, 应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邀请,做客交大文治讲坛,与我校六十多位来自文、理、工科的师生面对面进行了的交流。我校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关增建教授主持 了成中英教授的讲座,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王宁介绍了成中英的生平和主要学术贡献。在两个半小时的讲演和问答中,成中英以“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发 展:后现代化与后全球化”为题,阐述了自己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后全球化等热点话题的看法。
  ·2009年7月28日做客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与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院长黄志斌教授主持了“成中英教授讲座”,并介绍了教授的生平和主要学术贡献,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庆承松教授代表学校对成中英、潘德荣教授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和 衷心感谢。在两个小时的讲演和交流中,成中英教授系统阐述了成氏管理哲学理论《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的主要观点(7C观),并回答了与会人员提出的 问题。潘德荣教授诠释了管理与哲学的关系。
  ·2009年8月16日,与本校特邀研究员董斌就媒体伦理与新闻传媒道德进行了交流谈话,谈及,一,东西方能够在行为方面相互完善和补充;二,东西方的结合,能够极大地促进人类知识的进步和相互了解; 三,东西方的结合,将构成高等教育的通用课程; 四, 东西方的整合的教育制度,有益于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我们不拘泥于殿堂式的教育,虽然教育需要一个殿堂,但是不能拘泥于一个殿堂式的教育,殿堂只是个传授 知识的场所,并不是知识本身,现代教育本末倒置,很多地方甚至实际上把殿堂搞成教育本身的终极内容,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的大学,需要楼堂馆所去完成教学 和教育,但教学和知识本身不是去终极的追求楼堂馆所。
2010年(75岁)
  ·2010年7月8号至29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巡回黑龙江、杭州、上海、兰州、西安、上海等地讲学,后返回夏威夷。
    以上传记,是笔者近些年通过其子侄成家海的大力协助下撰写的,虽有资料不全之憾,但并未妨碍笔者对他的品读。就其现有材料看,亦足以反映出成中英先生一代中国哲学大师之风范,当属阳新地域文化历史记忆人物的要事,可以说,他是继中国古代历史文坛中“孟嘉、王质、吴国伦”之后,阳新地域国际级的一位玉润史册之大家。
                   2011/3/17于兴国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