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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南苏区革命民歌简论
来源:阳新网 浏览次数: 时间:2011-01-20 15:22:01

                 
   一种文化的生成,尤其是革命文化的生成,大多带有本阶级强烈的文化使命和追求,但这种使命与追求决不是以功利为目的的文化消费,而是带着这个阶级远大的理想与目标、具有全民性质的文化建设举动,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这种文化建设举动便注定是引领最广大的贫苦百姓站在高屋建瓴的时代潮头,去积极思考本阶级的命运与出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东南苏区的革命民歌,就是一种极为广泛的、崇高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积极思考本阶级生死存亡的、体现无产阶级生命张力的大文化建设运动之果。是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早已证明了文化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同等重要性,尤其在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本文正是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东南苏区产生的大量的革命民歌为观照,以一个后来者的本真体悟,谈谈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感想。
              
                   一、流播机制
  鄂东南苏区革命民歌主要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在此域的历史民歌,它包括红军歌曲和经改造后的传统民间歌曲,从时间上讲,主要是从1928年末至1934年间所产生的革命民歌作品。它的产生最显著特点是暴发性的、铺天盖地性的、不留死角的文化占领。采录者在历时三年对鄂东南苏区革命民歌数百首作品的采记中,经整理编辑的一般性的红军军歌达100多首(只指不同音调的作品)、传统民歌经重新填进新词的有200多首,共计有300多首(不包括一曲多次填词的作品),其中1979年已由阳新党史编写组结集出版的有100多首。这些歌曲一是对五四运动后产生的学堂乐歌进行改编填词的作品,主要供红军出操、就寝、就餐、起床、跑步、冲锋、聚会等场合中演唱,其音乐节奏鲜明、曲调雄壮明洁、旋律流畅活泼,极具号召性与整合性;二是大量的将地方传统民歌进行重新填词,几乎到了凡歌必填,凡填必传,不留一处死角,甚至连一些黄色歌曲(如打牙牌之类)也填进了健康的文学谣词来加以限制那些不利于苏维埃政权创立的作品,可谓到了红色歌谣“铺天盖地”传播的地步,从而,在气势上首先压倒了敌人,在舆论上与广大贫苦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例如在采录中采到的一首古歌《苏武牧羊》时,发现这个曲牌被当年填词的作品就有30首之多,这三十多首均共用一个《苏武牧羊》的词格和曲牌,但题材却有30多首,如“苦媳妇、妇女自叹、长工谣、单身苦、缠足苦、雇农歌、伪兵自叹、十字写、土劣逃难”等,这样,无形中造就了在歌词创作上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思想鲜明,积极向上,给创作与传承开辟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也大大优化了红色歌曲的流播和传承机制。
   调查表明:凡参加红军者,唱革命歌曲不是一般的娱愉工具,而是一堂必修课,因为它担负着宣传红军、宣传群众、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宣传共产党伟大历史使命的大事情。因此,这时候的唱歌人或歌曲作者是不分家的,审美主体与受体高度的融合,时间与空间高度涵盖并达到极至。在当年这块土地中,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人不会唱几首红色歌曲的,以致在苏区一带出现了许多的“红歌村”,如龙燕区的黄桥村,以妇救会长陈爱莲为首的红歌队伍,共有三十多户人家百多名村民,不仅个个是红歌能手,还是即兴填词编歌的高人,他们白天种地,晚上习歌传歌,还经常参与慰劳红军或苏区革命活动表演,成为红歌播种的文化种籽与使者,为的是这个自己心仪的红色苏维埃政权得到发扬与巩固。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民歌在短短的几年中就传遍整个湘鄂赣地域呢?
  
   1.有一个相对务实而严谨的创作梯队。
   战时的苏区,红色歌谣的传播,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是纳入苏维埃政府议事日程的一个有机的工作行为。如以“鄂东南新戏团”为标志的宣传表演机构领头,指导并带领民众对红歌传播。即上、下、内、外相结合,战时与平时互促进,既有一定的红军文职人员或写手率先创作并将文学歌词,用粉笔队作标语书写于列宁学校、村头街尾,或用油印抄本散发给贫苦百姓,也有红军从事地下工作者化妆成卖布匠、染匠、石匠、裁缝等,走村串户,在民众中联络壮大红歌歌手,建立起传唱的最基础网络。这期间,有名的红军宣传员王平将军,当年就是一位红歌宣传的“粉笔队长”,经他创作与书写而传播的红歌就有数百首之多,赫赫有名的苏维埃鄂东南特委书记吴梓民、阳新县委书记罗冠国(罗连)等曾都是红歌歌词写作的高手。许多老红军回忆时说,罗冠国同志在走路、上厕所时都在写歌,而且产量极高。据说《暴动歌.牧羊调》和《解龙飞殉难·龙港道情》、《二二七烈士歌》等均是他们的作品。 除此之外,还有地方新戏团等业余文化艺团体如妇救会、列宁学校等,均是传唱红歌的有生力量。

2.继承传统,努力创新,为我所用,变旧为新
  利用鄂东南地域丰富的民间歌曲音乐资源进行大量的填词,这是苏区红歌创作的最大特点。这样,一来为传播红歌扫除了学唱的困难争取了时间和主动权,铺开了方便群众学唱的大门,可快速地搅乱敌方阵线,二来将一些旧的不适合传播的民歌进行大胆的改造或填词更新,变成可供群众传唱的健康作品,大大丰富和拓宽了红歌的创作面,也适时封堵住了黄色低级的民歌作品流播,对服务和满足苏区对敌斗争的急需,瓦解敌人的队伍,团结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推翻恶势力,建立红色政权起到了枪杆子起不到的作用。例如用传统民歌填词的曲牌就有:“打牙牌(原词黄而腐败)、补褙褡、叹妹、抛彩球、打莲湘、瓜子仁、讨学钱、苏武牧羊、十里程、十绣、四季歌、四季相思、摆酒晏、大祖牌、对子花、逃水荒、九连环、鲁三莲泼水、打猪草、劝细姑、双推车、跑竹马、八段锦、孟姜女、五竹高芋调(从日本传进的学堂乐歌)、扇子花、四句腔、急口令山歌、畈腔、山歌五句子、苦媳妇、花鼓调、高腔四平”等数十种曲牌或歌腔、曲艺、戏曲的音乐。由于这种深藏于民众心中的音乐不花任何成本、百姓对曲调耳熟能详,只要将新的歌词嵌入,便可一夜之间,将一首歌曲传遍苏区整个地域,甚至传到敌人的营垒之内,让敌人坐立不安、寝食不宁。

3.百花齐放,创作自由,有感而发,丰富多彩。
  红歌的创作不是千篇一律,而是万紫千红,百花齐放,面向各个阶层,对不同人群、不同处境、不同情绪的受体,使其都能找到适合自已的歌。这里不妨举几则实例。
1.【想起长工真可怜·山歌赶五句】(摘要)
       三月长工三月天,老板吩咐整秧田,
       前头赶只黑黄牯,后背跎个弯犁辕,
       火急火燎到田边,围着黑牯打圈圈,
       想起我长工真可怜。
  
       六月长工六月天,老板煮粥渡荒年,
       老板碗头插得筷,长工碗里划得船,
       走起路来肚里响,做起活来两脚软。
       想起我长工真可怜。
  
       八月长工八月天,老板谷堆堆上天,
       好谷倒在谷仓内,烂谷把我抵工钱,
       一年辛苦付与水,结果没吃又没穿。
       想起我长工真可怜。
  
       腊月长工腊月天,长工算帐回家转,
       过路大哥莫笑我,穷人辈辈受熬煎。
       一斗烂谷一乘耙,背床稻草铺床眠。
       想起我长工泪涟涟。
  此歌当是最贫苦农民传唱的歌,情感上反映了红军与民众是一根藤上的瓜,用此联络感情,比什么都好。这种民歌大多依原作为兰本,对内容稍作修饰,给穷苦百姓以无限的同情,拉近苏区政府与民众的距离。常见在一些劳动工场间传唱,最受低层人群欢迎和接受。
2.【劝夫革命要认真·小调】(节录):
      姐在房中细思忖,来把我夫大叫两三声,
      请坐下听我说原因,我的夫呀,
    你总要把革命认真。
  
      想起你我的恋爱,发给证书的是苏维埃,
      这政府你要时刻挂心怀,我的夫呀,
    莫等那敌人来侵害。
    
    若是政权不巩固,你我生活就损伤,
    已有的婚姻不久长,我的夫呀,
    你要快快来武装。
    
    反帝批封不是信口吹,就是参加红军赤卫队,
    这才是我们的努力,我的夫呀,
    快去参加红军赤卫队。
  这首民歌是一位妻子劝夫参加红军的动员令,歌词尽用鄂东南地方用语习惯,充满了大爱无涯,平实无私。常由红军歌手化装成工匠在敌占区中走村串户时演唱,借以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壮大红军队伍。
3.【土劣逃难·瓜子仁调】(节录):
        土劣逃到阳新县,惶惶恐恐怕见面,
    白天象老鼠,晚上象乌龟,缩头缩尾丑态现。
    从前清乡多凶暴,出门骑马又坐轿。
    前世没想到,现在住古庙,躲个乌龟头缩倒。
     
    从前做事太凶恶,如今落得睡庙角。
    戴顶破毡帽,打个光赤脚,这就是反动分子的下落。
  这种歌是着意教给一些童子军,在无意识的场合或靠近敌人的哨所或住地附近,唱给白军听,使得白军有苦难言,有羞难遮,达到瓦解敌人军心的作用,还有时避免敌人依歌找茬,常见红军粉笔队用传单的形式散发到敌人队伍中。
  以上这几则歌谣实例,一般语言生动,通俗平实,适合广大民众情趣,朗朗上口,因此,更能被推广流传。
   要问是什么力量使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东南苏区革命民歌的大量产生,回答是严重的社会不公和阶级压迫,催生了无产者起来拿起红色文化作匕首,去革黑暗势力的命,从而,赋予了无产者自觉起来进行社会变革以思辨的土壤,因此,也就造就了红色歌谣优良的生存环境,进而使苏区的红色文化,带着铲除压迫与剥削的内动力,去开拓传播空间,使得红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中最好的文化植被。它覆盖着苏区的天和地,也温润着苏区人和心,从而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具生命力的文化重武器。笔者调查发现,当年受红歌动员与感化后的贫苦农民参军参战者数以千计,其中有位三溪籍的老红军邢庭坚老人用他的亲身感受曾对笔者说:“一首红歌就是一颗革命的种籽,播到哪里,哪里便会长出革命的队伍,我最初加入红军时,就是一首《十恨民团》打动了我的心才决心参加红军的。” 可见,红色歌谣宣传群众不是一则民间的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我想,这种珍贵的历史经验。深值我们继承和发扬。
  上述的苏区革命民歌的历史贡献,正因为它为苏区建立起了一个好的文化宣传机制,使得这个好的机制一直让红军带到了延安和全国的解放区,如在陕北传下来的红歌,很多作品与鄂东南苏区当年流传过的红歌,无论音乐与歌词,均同出一源,千丝万缕,难解难分,有的红歌还甚至传承到了今天。
  智慧的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运用红歌这个法宝,使得鄂东南苏区的红色歌谣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大量涌现,并与武装斗争共生存共命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夺取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巨大作用,至今仍被苏区儿女传为宣传群众的文化经典,这种精神与经验,我们应该承接下来发扬光大。
       
         二、音乐特点
  “鄂东南苏区革命民歌”这个名称,虽然离我们快有七十个多个年头了,但对于鄂东南边区的人们来说,只要听到这个名称,犹如一座文化灯塔耸立在你的眼前,倍感亲切和温暧。这是因为它当年既是制敌的法宝,又是激励人们前进的号角。它不仅通过文学样式来抒发无产者所要追寻的历史使命,更因在其审美思维上注重的艺术美而被民众传承。例如在它披上民间音乐的外衣后,便就长上飞翔的翅膀, 并用音乐作为武器,面对残酷的生存现实,使之在革命的道路上发挥巨大的励志作用。红歌的艺术创作追求主要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忠实记录历史,铸就时代号角。
  红歌中有大量带有标志性、经典性的作品来记录着当年的历史大事件,如“庆祝克服大冶城”、“彭德怀的五八军”、“红军誓师歌”、“攻打沿埠头胜利歌”、“鄂东南革命委员会歌”、“十恨民团”、“慰劳红军”、“土劣逃难”、“放脚歌”等,这些歌曲都用民歌的形式忠实记录着当年苏区革命的大事件,伴随这些记录大事件的红歌,很快便成为苏区战斗的号角,鼓舞并激励着广大民众投身革命。

2.音调特色鲜明,群众喜闻乐见。
  红歌的音乐大多以地方民歌作基础,填进或变换一些词格,其音乐曲调特色鲜明,多为群众耳熟能详的声音,经过红军歌手的再创作,使之成为既有传统民歌的原汁原味,又有新的时代气息与情感,一经面世,便风一般地不胫而走,传遍四乡八里。如一首“彭德怀的五八军”,以其雄壮有力的节律,既有队列歌曲的气势,兼有浓郁的地方民歌曲风,记录了彭德怀将军攻打阳新城的时间、战斗场境和红军纪律等真实历史。如《彭德怀的五八军》②:
   此歌产生于1930年6月初,据红军歌手王义根③老人说:“离彭老总攻打阳新县城的第二天,就在苏区流传开来”。曲调是用红军军歌重新填的词,队列性很强,音域仅用了一个纯八度,易学易记易唱易普及,旋律流畅,节奏鲜明,适合红军或民众在步行时演唱,但其中的不少旋律已深深加入了地方民间音乐元素,特别是行腔中[561]三声特性音列的多次强调,多是鄂东南地域的音乐旋律行腔的突出特点,已不单是外来的“五竹高吁调”了。
  这首歌的歌词虽然简短而欠豪言壮语,但有好多深值铭刻的历史背景值得记忆。据史料记载:一九三零年五月二十日,彭德怀率红五纵队攻克江西修水,步行两天于二十二日攻克龙港,为鄂东南苏区举行了奠基礼,接着日夜兼程,在龙燕一带打了几次小仗后,于二十七日翻过紫荆山,在郭家冲遇强敌恶战力克,再摸黑路到三溪,当晚红军和彭总露宿三溪石板街头;二十八日占领伍家祠,打掉了小股民团恶势力;二十九日首次进攻阳新城,因三面环水,强攻未克,后佯装撤退,返回到沿镇将白军据点一个连的兵力一举全歼;三十日天不亮,红军急行军,第二次杀向阳大边境,一举击溃白军二十军五个团,取得了鄂东南战役的重大胜利。“彭德怀的五八军”这首歌,则生动地记录了彭德怀的队伍能吃苦、能打仗、纪律明、得民心的细节。可见,彭大将军当年在苏区人民心中的人格力量,这就是彭老总与人民血肉情深的崇高品德。写到这里,我想苏区人民用红歌来记忆共和国的忠魂彭德怀,正是老百姓为他立的一座历史碑刻。按三溪老红军王义根的话说:“唱起彭德怀的五八军这首歌,彭老总就站在我的眼前。”
例如小调《鄂东南革命委员会歌》④:         
     此歌流传于一九三零年冬,是一首记录鄂东南苏区成立后人民群众欢天喜地的心情,当年由鄂东南新戏团创作并被流传整个苏区百姓间,音乐是一首红军歌曲传到鄂东南后,与当地的地方小调瓜子仁音调杂糅,旋律欢快而活泼、亲切感人,体现出苏区百姓对无产者建立自已的政权“鄂东南革命委员会”以无比的尊重与爱护。据说,这首歌曾作为苏区列宁学校学生必唱之歌,一些基层红色政权和革命组织,均要作为政治任务教唱。
    在音乐曲调的创造上,《鄂东南革命委员会歌》节奏活泼跳跃,旋律明显吸收了富河流域广泛流传的“花灯锣鼓”特色音乐动机,演唱速度中速偏快,调式主音为五声“b徵”,与当地茶山山歌常用的调式同出一辙。整个音乐情绪给人以振奋、向上、欢腾、热烈的感受,作品充分体现了苏区儿女,在那红色政权成立的日子里。欣喜若狂的喜阅心情。
  又如例三《红军攻打沿埠头胜利歌》⑤,这是一首阳新地域传统民歌中的山歌急口令,音乐用半歌半谣的风格,一气哈成,由一人领唱、多人相和的表演性特点,自始至终风趣诙谐,朗朗上口,极富地域语调性乐风。此歌是彭老总在五月二十九日攻阳新城未克后,佯装撤退于深夜路过沿埠头敌据点,一举歼灭敌军一个连。 
如下例“鄂东南游击队歌”⑥:
  此歌为采录者1980年3月15日在三溪镇八湘公社丰羊庄村采得,歌手名叫乐春茂,当年有72岁,体弱但精神矍烁,记忆力惊人。 据他回忆时说,此曲产生于1926至1927年间,当年阳新地方恶势力极度猖狂,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二二七惨案”后,鄂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遇到了低潮,为抗击敌人围剿,我边区军民转入地下游击战,出现了不少的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战斗实例,这首游击队歌,就是配合当时恶劣的白色恐布形势而应运生出来的一首最值考察的作品之一。乐春茂老人说阳新人跟随彭德怀、何长工后,有数百名参加了红军的长征,这些歌或许在长征路上被传唱并直接影响着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作。比如我们还无法断定贺绿汀先生在延安创作的《游击队歌》,是否受到了鄂东南游击队歌的影响,但两首歌的曲调和风格,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 再如下例“庆祝成立苏维埃”⑦: 
    此歌是鄂东南苏区流传最广、最受群众欢迎的革命民歌经典之一,据说,苏区凡举行表演或演唱活动,均可听到或把它改编成舞蹈作品表演出现在舞台上,这不仅在于它的出现,唱出了苏区儿女对苏维埃政权拥护的心声,还依仗于它的优美抒情、慑人肝肠无比的音乐魅力,使得它百唱不厌、时唱时新
  《庆祝成立苏维埃》的曲调取自北河花灯音乐“摆酒晏”,为六声bA宫调式,乐曲的前半部分因“变宫音7”的反复强调,使得调性长时间在上方属调移游张扬,大大增强了调色彩的鲜活与灵动,增强了音乐情绪的对比,使得优美的旋律变得美上加美,作品较好地体现了在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的大喜日子里,给社会和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另外,这首民歌还经常变成扇子花或抛彩球等艺术形式来表演。

3.追求审美品位,彰显红歌生命
  在鄂东南苏区流传的数百首红歌中,除了大量的群众歌曲外,亦不乏具有内容精湛、题材多样的艺术歌曲出现,以供苏区的专业艺术团体和乡村中好的歌手演唱,这是因为人们对红歌审美品位的提高和苏区武装斗争的严酷现实,需要较高的艺术品来温暧社会和民心,从而整合纷杂的社会环境,达到坚定革命信念,调节身心,建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勇敢地去战胜敌人。这里以女声独唱《四季歌》⑧为例:
     此歌流传于1927至1930年间,为鄂东南新戏团专业演员独唱的艺术歌曲,当年的表演形式以领唱为主,余有数名合唱演员化妆成贫苦农民,边唱边舞,唱到高潮处,台上台下会同时接应相和,场面十分感人。
    从歌曲曲体看,显然作者将地方民歌“补褙褡”作了较为准确的艺术化处理,为配合歌词内容,演唱速度由原始民歌欢快的“扇子花”,变成慢速一分钟等于76拍,结束句将旋律节奏拉宽呈现出自由速度演唱,将歌唱情绪推向高潮,给人振奋与思考。可以说,至今仍是一首不可多得的艺术歌曲珍品。
  综上所述,鄂东南苏区革命民歌无疑是中国革命历史中深值仰慕的一座文化丰碑,在它的近七十周年的流播历程中,无时无刻不在行使着它的神圣使命。
  鄂东南苏区革命民歌是属于历史的,更是属于现在和未来的。
             (文中歌谱请参看《阳新民歌与民俗》一书)

注①:1980.3.12日费杰成采风日记《三溪犁头邢村老红军邢庭坚生平》
注②:“五竹高吁”调系外来歌曲。
注③:王义根,三溪镇车前村老红军战士。
注④:摘自《中国民歌》第一卷第40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版。
注⑤:摘自《阳新革命历史民歌》第90页,阳新县党史编写组1979年版。
注⑥:摘自《阳新革命历史民歌》第17页,阳新县党史编写组1979年版。
注⑦:摘自《中国民歌》第一卷40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注⑧:摘自《阳新革命历史民歌》第71页,阳新县党史编写组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