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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宿将——曹亚伯
来源:阳新网 浏览次数: 时间:2011-09-29 15:09:56
  1898年,曹亚伯来到武昌,考入农务学堂。因“举止诡异,与译员过从甚密”,被疑为革命党而勒令退学。1900年,曹亚伯又考入两湖书院,与同班同学黄兴、周震麟等结为知好。自立军领袖唐才常、杨笃生、秦力山等是黄兴、周震麟密友,他们常来两湖书院“密议”。后来唐才常等数10人被杀,曹亚伯亲眼目睹,非常悲痛,回校反复诵读唐才常的绝命诗:“剩好头颅酬好友,无真面目见群魔。”更加坚定了排满反清的意志和决心。
  1902年,自立军大通起义英雄、舌战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奇才”吴禄贞留日归来回到武昌,一时成为军学各界热点人物和革命青年敬重的领袖。曹亚伯与吴禄贞交谊尤其深厚,形成秘密革命群体,史称“花园山革命团体”。曹亚伯通过家乡大冶福音堂张长善传教士介绍,与武昌圣公会及其所设日知会会长黄吉亭牧师交往频繁,很快成为“两会”的活跃人物。日知会原系一个阅报场所,仅限于教会活动,并无政治色彩。自从这些“举止诡异”的人加入之后,便逐渐发展为革命宣传机关,成了大气候。曹亚伯利用教会作掩护大力宣传革命,开展联络工作。张之洞察觉后,“择其激烈者派往西洋旅学.以杀其势。”将黄兴送往日本,入弘文学院,将曹亚伯派往湖南,担任中学教师。曹亚伯在湖南即以清廷“不敢干涉教会行动,更不敢擅入教堂捕人”为掩护,积极发展“教友”,开展革命活动。
   1903年,黄吉亭调任长沙圣公会会长,随之成立长沙日知会。曹亚伯初在新化中学任博物体操教习,不久去长沙担任亭乡中学等3校的教学工作。“每日上午在校授课,下午去日知会办事”。曹亚伯“商之黄牧师,扩充日知会,无论何教之人,皆可来会纵览,凡来观者,即痛陈内治之腐败,外侮之由来”,向他们热情宣传革命学说。尤其当曹亚伯介绍黄兴入会后,影响更大,“长沙日知会乃极一时之盛”,更加兴旺起来,曹亚伯则成了长沙日知会的实际主持人。曹亚伯还托人从日本购回中国留学生陈天华所著《警世钟》《猛回头》等大量革命书刊,广为宣传。从而使“两湖革命之思潮不可遏止”,致使官府紧急下令“将曹亚伯立于逮捕,就地正法”。是年夏,曹亚伯与吕大森、时功玖等率学生数百人赴武昌曾公祠集会,“直斥清政府昏庸无能,丧权辱国。”“成为湖北从来未有之最大学生政治性集会。”
   此时华兴会也已成立,其骨干分子宋教仁、胡瑛、曹亚伯等,又串联湖北新军和学界革命青年吕大森、时功璧、冯特民,刘静庵、张难先等筹划建立另一革命组织——武昌科学补习所,并于1904年5月正式成立。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干事兼湘鄂联络员,宋教仁任文书。
   科学补习所的领导者们清楚地意识到,革命非抓武装不可,他们便把工作重心放在武昌新军上。利用刘静庵担任鄂督黎元洪书记这一有利条件,将大批革命同志及骨干输入新军。张难先、胡瑛等先后加入新军工程营,从而使“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为科学补习所之新货也”。曹亚伯制定了响应湖南起义的行动规划,对各地、各军、各学校均作出分工安排。起义败露后,曹亚伯冒死营救黄兴、宋教仁脱离虎口,又派人赶去武昌西厂口革命机关,将所储枪枝弹药及文件册据安全转移。
   这次事变之后,武昌科学补习所被查封,人员一律疏散。“华兴会的骨干分子除曹亚伯有教会作掩护安然无事外,其他同志都被通缉追捕,因而纷纷逃亡海外”。曹亚伯也不得不回到武昌,着手恢复建设已解体的组织。曹亚伯征得继任日知会会长胡兰亭的同意,将武昌日知会扩充改造,集合科学补习所的同志“全体加入”,一切安排就绪后,曹亚伯便背着“调查宗教委员”的招牌去了日本.,
   1905年,曹亚伯抵达东京,以调查宗教委员的名义,进入圣书学院“研究宗教”,实则与黄兴、宋教仁积极同“谋革命进行之法。由 黄兴引见,曹亚伯首次拜会了 孙中山,他们一致议定,结束各团体自行号召、行动分散的局面,组成全国性统一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同盟成立上孙中山、曹亚伯、黄兴相 ?继发表演讲。作为实力雄厚的日知会代表,曹亚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拥护孙中山、黄兴??? 的主张,并与反对者展开辩论当日本人宫崎寅藏拿出纸笔请众人签名时,大家“席地而坐,静默不动”,又是曹亚伯带头第一个签名入盟。随后,孙中山请与会者按次传握秘号,并宣读誓约:“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挞虏,光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因众人都拥挤在一处,竟把地板踩塌了,人们一阵惊乱,曹亚伯高呼:“异族政府必倒,以此为兆!”众人会心笑。会上,伯被推为湖北省主盟员,后又改为评议员。
   起初,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行十分困难,曹亚伯即与同乡萧钟英、陈汉等不辞辛劳,日夜包卷邮寄,并到东京各学校发售,从而使《民报》“风行海内外”。由于同盟会和《民报》的影响,导致中国旅日学生总会的改组,总干事杨度等8名立宪派落选。张继、曹亚伯、胡旗下、吴玉章等同盟会骨干进入总干事会。自此留日学生思想日趋团结、活跃和进步。清廷急忙勾结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实行限制和迫害。催逼孙中山离开日本,留日学生纷纷罢学回国。曹亚伯亦放弃官费留学待遇,由孙中山资助“愤而离开日本”,曹亚伯和孙中山的友谊由此奠定。
   曹亚伯回到武昌后,住在圣公会会堂。曹亚伯与日知会负责人刘静庸、冯特民协商,介绍他们为“此间同盟会主盟人”,使同盟会和日知会“从此息息相通矣”。曹亚伯随后又动员全体日知会员及湘鄂赣各处精英,一并加入同盟会,使同盟会声势为之大振。
   1906年,曹亚伯来到欧洲,途中曹亚伯特去新加坡拜会孙中山。按照孙中山的嘱托,曹亚伯积极着手将原兴中会旅欧分会加以恢复整顿,发展成为同盟会旅欧支部。建立巴黎、布鲁塞尔、柏林、伦敦及苏黎世等通讯处。曹亚伯亲自发展了吴稚晖、石唤、孙鸿哲等著名学者与革命家为盟员。与此同时,曹亚伯还为同盟会的两大喉舌——《中国日报》和《新世纪》撰写文章,热情宣传革命。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返国,临行特邀请在牛津大学留学的曹亚伯及吴稚晖一同回国。“言明五大部长任选其一”,而笃信“做大事,不做大官”的曹亚伯,却以事辞了。孙中山深知曹亚伯秉性,无法勉强,于是将自己部分衣物交曹亚伯保存,与吴稚晖同回上海了。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作为党员,曹亚伯受孙中山之命与陈耿夫同去南洋各埠,向当地华侨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曹亚伯以《少年中国日报》记者身份,奔波于欧亚美各地。在槟榔屿,因汪精卫夫妇“态度暖昧”,“累受亚伯、耿夫之斥责”:在旧金山,曹亚伯主持美洲支部党务工作,孙中山电告他照料前去休养的黄兴,曹亚伯即组织万余人热烈欢迎黄兴,生活上多方关照。其间孙中山和黄兴一度产生分歧,“曹亚伯奔走于孙黄之间,尽力调解”。
  1916年5至6月间,孙中山两次手渝,支付曹亚伯活动经费9500元,这是一笔巨额款项。曹亚伯领取此款,携带孙中山的密函,前去欧洲“考察水利”。曹亚伯写作了大量旅游杂记发表,并汇集出版,名日《第一次欧战中世界旅行记》,巨款却始终未见派上用场。原来曹亚伯此行的真实目的是去完成一项孙中山托付的秘密外交使命。
  其时欧战正酣,德国实行远交近攻策略,欲与中国修好。德国知道孙中山反对参战,故嘱孙中山组织护法政府,以对抗强烈主张参战的北京段祺瑞政府。
  第二年曹亚伯从德国获得巨资百万,交与孙中山做为南下护法的紧急军事费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还不胜欣喜地向德国政府报告:曹亚伯原系黎大总统高等顾问,孙中山的挚友,极为孙所信任,他当中方代表,是最理想的人选。
  护法战争中,曹亚伯不仅经济上给予孙中山以巨大援助,在军事方面,为策动鄂省师长石星川在荆沙独立,组织靖国军,亦极尽奔走之劳。曹亚伯还挂着“曹工丞化学师”的招牌,秘密从事炸药和炸弹的研制,连他10来岁的儿子曹文锡也被派去跑交通、送情报,并“尝于菜篮内密运炸弹,以应讨袁军急需”。曹亚伯亦直接“秘密参加剪除袁世凯爪牙松沪镇守使郑汝成,并参与肇和军舰起义”等军事行动。
  孙中山说:“曹亚伯于党国革命,曾尽大力。”曹亚伯“辅佐国父活动,奔走国内外,无役不从”,尤其辛亥“武汉革命,曹亚伯之功勋特多”。只是曹亚伯的事迹较为“特殊”,而鲜为人知罢了。
  1937年抗日战争中,沪郊昆山沦陷前半个月,曹亚伯因救死扶伤,染疫而疾,暴逝家中,享年62岁。